沉默罪
2007年8月3号,一岁半的英国小男孩皮特死了。死的时候,他有八根肋骨骨折,脊椎断裂,肚子里还发现一颗自己的牙齿。他是被他的继父打死的。
此事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小皮特的死被称为英国的另一个“戴安娜王妃时刻”,他去世一年之后还有成百上千人举行纪念性游行,工党保守党也为此事辩论不休,媒体讨论更是层出不穷。人们反复追问一个问题:一个文明社会怎么能允许这样的暴行发生?这个问题之所以令人愤懑,是因为在皮特短暂的一生中,警方、医院、社会工作者曾跟他有过60次接触机会——医生曾注意到他身上的淤伤,警方曾拘捕他妈妈,儿童保护部门曾数次家访,所有这些可以挽救皮特的机会都被浪费了,他最后还是死在残忍的继父手里。
主要罪责当然归于小皮特的家长。他妈妈无业,在皮特3个月大时和他生父离婚,之后和新男友同居(她一直向警方隐瞒此事),该继父无业、文盲、是个新纳粹分子,不但虐待皮特,还强奸过一个两岁幼女。他们还有一个室友欧文,此人助纣为虐,帮助这对夫妇隐藏证据。在最近的法庭判决中,三人都被判刑,皮特妈妈和欧文被判无限期监禁,继父被判终身监禁。
然而,罪责不仅到此为止。对英国公众来说,这不是一个普通刑事案,还需追究政府责任。严格地说,政府并非没有及时介入:2006年12月,医生在给皮特看病之后,曾经向警察局报告其身上异常伤痕,皮特妈妈第一次被拘捕,皮特被托管5周。2007年4月,皮特身上又现不正常淤伤,皮特妈妈再次被拘捕。2006年12月到2007年8月,哈林格区政府曾安排社会工作者频繁视察,其中一个曾到访皮特家13次,好几次还是突袭。
所以对于保护幼童,英国政府似乎有一套严密体制。从医生到警察,从区政府到社会工作者,应当是保护小皮特的层层保险。这些保险机制竟然会一个个失灵,这恰恰是令公众愤怒的地方。两次拘捕,政府本可以不把皮特归还给他妈妈;国家公诉部门本可以起诉皮特妈妈,而不是放弃起诉;医生和社会工作者本应对皮特的淤伤更警觉,而不是敷衍了事……换言之,在此事中,政府的责任不在于它做了什么,而恰恰在于它没做什么。
面对众怒,英国政府不得不及时作出反应。布朗对此事几度发表声明,表示要强化儿童保护机制。2008年11月,儿童部部长波尔斯发起了对哈林格区政府、医院和警察局的调查。2009年初又展开第二次调查。针对调查发现的那些漏洞,政府开始着手改革。与此同时,作为对其沉默和作为不足的惩罚,2009年2月哈林格区儿童服务部主任被解雇;曾经给皮特看病的两个医生被解雇;2009年4月,四个社会工作者被解雇。
此事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法律问题如何延伸为一个政治问题。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其不作为和胡作非为一样可怕。央视《新闻调查》曾有一期采访一群杀夫女囚,发现其中很多囚人都是屡受家暴却投诉无门,无论当地政府、警察还是妇联都对其申诉置之不理,走投无路才犯下杀夫罪行。这就是典型的政府不作为——如果那些女囚应该对自己的杀人罪行负责,那些听到其申诉却无动于衷甚至不听其申诉的各级官员又该负什么责呢?有几个人为此被解雇呢?小皮特死之前至少还惊动了警察、政府、社会工作者的查访,中国那些家暴牺牲品又曾唤起多少援助之手?并且,英国政府对此案的处理不是“运动式”的,而是通过制度齿轮的运转使其长久停留在公众视线里。2007年9月此案爆发,两年过去,政界、媒体还在频繁地讨论此事。相比之下,中国同年爆发的、性质远更恶劣的黑窑问题,虽至今没有治愈,大多媒体和官员却早已因为“审恶疲劳”而不再追问了。
另外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司法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仅仅是独立于政府,也是独立于“民愤”。此事曝光之后,英国也出现了如火如荼的网民声讨,曾有70万人网络签名要求严惩责任人。但抵制民意对司法的影响,却是英国司法体系的原则之一。从始至终,为保护当事人安全和司法公正,法庭没有公布皮特妈妈和继父的姓名照片地址。二审之前,媒体不许对二审有任何报道(事后可以报道)。当网民将当事人给“人肉”出来之后,不但各大媒体不能转载,警察还介入调查信息来源。陪审团成员更是被禁止使用互联网调研此事。当然我们可以说,只有一个独立于权势的法庭才应该同时独立于民愤,否则民愤很可能是平衡权势的一种有效方式。
大家一起来算账
麦德胡卡,一个印度学者,有一次坐飞机时受了刺激。那天上飞机前他刚看了美国的大选辩论,发现其辩论总是针对具体的政策及其效果,但是在飞机上看到的印度一个州级选举辩论则刚好相反,其辩论完全空洞无物,既不谈论政策也不谈论绩效,就是道德口号和人身攻击而已。对比如此鲜明,令其深受震动,下了飞机之后,他创办了“国会研究服务”,一个旨在为印度政治家提供政策信息的思想库。
麦德胡卡的观察可以说指出了成熟的民主制和不成熟民主制之间的一个核心不同,那就是政治辩论的技术含量。好的政治辩论应当集中于具体政策,而不是煽情或人身攻击。但是纵观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辩论内容往往是“你是某某阶级代言人”、“你是某某国家的走狗”、“你不顾人民的死活”这样的口号式话语,或甚至干脆直接在议会揪头发、扔鞋子。
我最近观察英国的媒体时,也受了一个类似的刺激。这个刺激的来源是英国财长2009年12月9号在议会作的“预算前报告”。“预算前报告”是英国政府每年两次的财政报告之一:一次在4月,一次在12月左右。由于明年5月英国大选在即,这次报告格外受人关注,因为它对选票流向可能影响巨大。
令我受刺激的,首先是这个报告内容的清晰具体:它不仅把所有的问题和解决提案说得一清二楚,更重要的是,把这些提案将会如何影响不同阶层、行业的普通人生活交待出来。问题:政府总债务过大(占GDP56%)。解决办法:第一,50亿的开支削减,但教育经费仍会增长0. 7%;第二,冻结公务员工资和养老金两年;第三,提高全民保险征收比例0. 5%(只针对收入2万英镑以上者);第四,对今年银行业奖金一次性缴收50%税收,由此筹得5亿英镑……整个报告听下来,就像是一个工程师在谈论一个汽车故障一样高度技术化。从哪开源,从哪节流,开多少,节多少,一清二楚。事实上财政部专门就该报告作了一个网站,详尽阐述报告的细节,并设有“预算将如何影响你”、“预算将如何影响你所在地区”的栏目,甚至还设了“财政部推特”,及时解答民众的问题。
我当了几年老师,改作业最深的感受之一就是,最差的论文往往是最难改的。因为你要评论一个人的论点,首先要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而差论文的特点就是你不知道它在说些什么。就是说,对具体清晰的逃避也就是对批评的封闭。这一点大约不仅仅适合学生论文,也适用于政府财政报告。虽然现在各国都在提倡政府“信息公开”,但在我看来,如果仅仅把政策“一锅粥”地端出来,既不归纳问题或阐述方案,也不解释这些政策具体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公众面对它,就像一个老师面对一篇不知所云的论文,很可能还是不知道如何参与对它的讨论。
这个报告事后激起的广泛讨论同样令我震动。报告出炉当天开始,各大报纸、电台、电视台、博客都开始对它进行爆炸式讨论。随便打开一张报纸,都是“债务灾难的真实成本”、“毫无目的的民粹主义”、“商界‘陪审团’的看法”、“一块忽视债务问题的政治糕点”等铺天盖地的评论文章,可以说把这个报告的每一个毛孔都透视了无数遍。有的批评政府拿银行家开刀是作政治秀,有的说报告对于解决政府债务问题是杯水车薪,当然也有的说在解决债务和保护福利之间走钢丝,这个报告实属不易……批评虽然众多,但绝大多数批评都是就事论事、充分论证的“技术型”批评,打着算盘在跟报告一笔一笔“对账”。即使是网民,也几乎看不到那种“布朗政府这个吸血虫”、“财长滚下台去吧”这种只有情绪没有论证的评论。
拿《金融时报》上一篇叫做“报告是财政糖浆还是错药”的整版文章来说,它把讨论分成8个小问题:1. 公共财政局面到底有多糟?2. 政府的药方是什么?3. 这些药方与4月份财政报告有何不同?4. 谁是最大的买单者?……分门别类来介绍和评论,并配备了很多图表、历史数据,完全可以说是一篇浓缩版的学术论文。
固然,技术化讨论背后往往都有意识形态的影子,但是人们愿意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寻找论据、做出论证,而不仅仅是喊喊口号、攻击对方的“动机”和“人品”,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进步。当然这样“学术化”的政治讨论,相比喊口号和挖动机,相比议会里的揪头发扔鞋子,往往显得枯燥无味,没有娱乐性,但正如偷懒不可能获得科学或者商业上的成就,良好政治也没有捷径。它也许需要“热泪盈眶”或者“热血沸腾”,需要“感动中国”的包青天或者海瑞,但更需要每一个人,上至政治家下至普通公民,从老老实实做政策知识上的功课开始。
敲开最好的可能
在我剑桥的家里,几乎每天回家都能看到地上躺着几封慈善机构的捐款号召信。对此我早习以为常,不过前两个星期收到的一封邮件,却可以说是别具一格:它直接把两个折叠的大塑料口袋塞到了我家里,附信写道:请把你不要的、干净整洁的衣服放到这些塑料口袋里,并在×月×日放到你家门口,我们届时会来领取,并捐给××机构转卖……慈善做得如此周到,让它真正成为举手之劳,正中我这种懒人的下怀。于是我把一批早已淘汰又不知该往哪里送的衣服装了满满一口袋,在指定日期放到门口,晚上回来一看,果然被拉走了。
正如市场经济体系中缺少的往往不是资本,而是引导这些资本流向合理项目的中间人,一个正常社会中缺少的往往不是人的善意,而是引导这些善意流向弱势群体的中间人。在经济体系中,那个给资本穿针引线的主角是金融机构,而在社会生活中,给人们的善意做中介的则是各种公益慈善机构。
剑桥小镇虽然只有十来万人口,其公益组织却可以说是密密麻麻。就我家附近一公里左右,我就见到过十来家慈善店铺,有帮助病人的Hospice shop,有致力扶贫的Oxfam,有保护流浪猫的Cats Protection,有帮助问题青少年的Aid of Romsey Mill,有援助精神病人的Mind……如果再去统计那些我没有路过过或者注意到的慈善店铺,简直可以说到了“三步一小个、五步一大个”的地步。乍一到剑桥时我还奇怪为什么这个小镇怎么这么多卖便宜货的旧货铺,慢慢地才知道它们都是慈善组织的筹款渠道之一。至于镇中心每天有人叫卖“Big Issue”的声音,所有熟悉剑桥的人恐怕都习以为常了——Big Issue是专门雇佣流浪汉来叫卖、帮助流浪汉的一份街头报纸。
从这些组织的密度来看,可以说凡是社会问题出现死角的地方,就有慈善的身影出现。但是慈善的兴盛,不是从天而降的,它需要一整套制度的土壤。比如,在英国注册一个慈善组织或其分部行政门槛很低,慈善委员会的网上信息显示,如果申请材料规范,一般批准注册一个慈善组织只需要10个工作日左右。当然慈善委员会对慈善组织监管也很严格,不但要求它们定期提供财务报表,而且将其财务公之于众(包括网络公开),使其接受民众监督,若有任何民众举报,委员会都会对慈善组织进行调查。同时,政府本身不但注资几十亿英镑资助NGO发展,而且法律规定对慈善店铺必须至少免80%的税收,使得慈善事业的经济可行性大大提高。
相比之下,中国要筹办慈善组织,则困难重重。不但要向民政部注册,而且要找“挂靠单位”——而要找到一个“挂靠单位”,往往难于上青天;如果要成立筹款基金,还需要有非常高的启动资金(200万—800万);此外,“同一领域在同一行政区域不得重复设立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等法规明显阻碍NGO之间的良性竞争和扩展。正是因为这些制度障碍,中国的公益事业极不发达,即使现有的公益性组织,据专家估算百分之九十也是以“地下”或者商业机构的形式存在,这不仅使得其慈善筹款工作开展困难,也使得政府难以对其进行合理监管。中国人也许和英国人一样乐于助人,但是给中国人的善意穿针引线的组织资源却因为制度原因发育不良。
关心民主理念的人往往会为一个问题而争论不休:民众到底值不值得信任?有人认为民众不过是一群受情绪支配的乌合之众,有人则认为民众天然具有相互关爱理性协商的社区精神。其实,从民众既可能万众一心地在广场上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也可能在一个10万人的小镇运转几十个慈善组织的记录来看,民众可能从来没有统一的“天性”,好的制度可能激励出人性最善良美好的一面,而坏的制度则可能暴露其最丑陋的一面。俾斯麦说“政治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那么我们能敲开人性中哪种可能性,说到底还是取决于我们在缔造什么样的政治。
让政治变得家常
最近我搬家遇到一个难题:有很多“大型垃圾”需要扔掉,怎么扔、扔到哪里呢?所谓大型垃圾,就是指旧冰箱、拆掉的浴缸之类的大家伙。扔到楼下的垃圾桶里,小小垃圾桶装不下不说,妨碍了交通和景观邻居也会抗议。找垃圾清理公司来收,花费肯定不菲。正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朋友建议:找剑桥市政府处理,他们会以低廉的收费给你处理大型垃圾。
自家垃圾这点小事也要找政府上门服务?乍一看似乎不大合理,但仔细一想,政府本质上不过是个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官府。我给英国政府交了那么多税,既没有享受过公共医疗服务(来之后还没有生过病),也没有享受过免费教育系统(没有孩子上学),更没有麻烦过警察消防员,让政府给拉一回垃圾,似乎也是理所当然。
于是我就到剑桥的政府网站查找相关信息。果然,政府网站标明,将大型垃圾扔到自家小区是不允许的。我要么可以将它们拉到一个指定地点免费扔掉,要么预订政府工作人员来清理,清理价格是1件20镑,2-3件26镑,4-6件30镑,7-10件40镑。虽然收费,客观来说相对于这边的收入水平,并不算很贵。我按照网站上指定的电话预约,很快就将垃圾顺利处理了。
我很高兴剑桥的政府网站能提供如此方便的服务信息。在逛网站的过程中,我发现它提供的方便远不止如此。如果你想在网上交地方税,可以点击A;如果你想知道剑桥所有的停车场位置,可以点击B;如果你是个无家可归者,可以点击C寻求帮助;如果你想住上政府补助房,点击D;如果你想抱怨隔壁的装修噪音,点击E;如果你对某个公务员的服务不满,点击F……总之,剑桥政府网站显然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个互动型的服务性网站。
理解一个东西是什么,最便捷的方式恐怕就是去观察它不是什么。一个互动型的服务性网站,意味着它不是一个灌输型的宣传性网站:它的头条新闻不是“市委书记某某某在某某某会议中指出……”,它也不在显眼的位置上报道“某区认真开展专项执法活动”,它不为“我市加快集群产业集约发展”大声喝彩,也不为“市领导和工作人员踊跃为困难群众捐款”感动不已,它和普通人鸡毛蒜皮的生活而且仅仅和普通人鸡毛蒜皮的生活有关系,告诉你垃圾怎么处理,没钱住房子了怎么办,停车场在哪。
只有一个谦卑的政府才肯放下架子如此鸡毛蒜皮。如果说一个宣传性的政府网站是一尊金光闪闪的佛像供人顶礼膜拜,一个服务型的政府网站则更像是一个饭店门口的服务生,见到顾客问候“您好,请问能为您做些什么?”事实上打开剑桥市政府的首页,头条是这么一条标题:“请帮助我们改进你的社区”,内容为“你对改进你的社区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吗,请填写这个表格告诉我们……”接下来的“市新闻”只有四条:吉瑟斯绿地改造的公共咨询;圣诞和新年公共服务开放时间说明;圣诞和新年垃圾清扫时间表;德式圣诞市场开放说明。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服务信息:如何交税免税、找房及寻找住房援助、交通和街道信息、环保卫生信息等等。
如果你关心政府透明度问题,网站上也有相当的信息。它提供42个市委会成员的名单、联系方式和分管领域,而且每个月都更新市政府详细的工作计划,让民众有事先知情权。每个委员会的开会时间和议程都要公之于众,以便感兴趣的民众前往参与。如果你想了解市政府的财政状况,没关系,网站上有清晰的一栏:“你的税收是如何被花费的”。
其实,剑桥市政府网站这种谦卑、透明、互动与其说是网站定位的问题,倒不如说是政府定位的问题。对于好大喜功的政府来说,它关注的是“本市投资某某亿兴建某某项目”,自然不屑于到市民家拉旧冰箱这种小事。对于好吃懒做的政府来说,它把钱花在公款吃喝盖楼上,而不是穷人补助房的投资上。对于高高在上的政府来说,它告诉你本市又出台什么什么新法规,却不告诉你你可以前往听证该法案出台的会议过程。在投资主体、巧取豪夺、游手好闲、提供服务之间,剑桥市政府选择了一个政府最应该待在的位置:提供服务。
以前我有一个理论:观察一个地方的政治,首先观察这个地方的垃圾。这是因为若干年前我回老家县城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县里已经有很多人生活已经很小康了,到处盖满了独门独院的私宅,但是在宽敞别致的私宅门口,往外走上几步,往往是成堆的垃圾小山。这种政治发展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现象令人深思。现在我又多了一个理论:观察一个地方的政治,首先观察它的政府网站。
民主的裤衩
最近那些对美国民主嗤之以鼻的人又找到了一个“确凿证据”:2010年1月21号,美国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对联邦选举委员会”的判例中,以5∶4裁决联合公民组织所制作的“希拉里”政治片可以在选举前夜在电视上播放,推翻了之前联邦选举委员的禁播指令。这个裁决,用某评论员的话来说,导致了一场“政治飓风”,政治家和评论员纷纷表态,叫好的叫好(主要是共和党),谴责的谴责(主要是民主党),吵作一团。
吵架的理由是,那个宣传片(立场是反希拉里的)是有公司赞助的,而根据美国2002年的竞选法案和之前1990年的判例,公司或工会赞助的政治广告不能在初选前一个月、大选前两个月播出。而21号的裁决则意味着公司或工会从此可以任意资助政治广告,影响选举结果。对很多人来说,这意味着有钱人可以尽情地“收购”选举,从此美国的民主脱下了最后的裤衩,堕落成了富人的裸奔。用奥巴马的话来说:“最高法院今天的裁决,给特殊利益集团用金钱操控政治开了绿灯,它是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强大利益集团的胜利。”
哇,直接把民主赤裸裸地卖给资本家,这5个大法官胆大包天,不知道收了多少好处费?但是,也许,5个如此资深的法官这样裁决也不是没有自己的道理?首席法官Roberts这样解释他的立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文本和目的都指向一个方向:国会不应当限制政治言论自由,即使这个言说者是公司或工会”。原来,其裁决的理论基础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
这样看来,这次判决引发的辩论,其实是美国过去几十年关于竞选资金论战的又一个回合而已,而这个论战的核心,就是在言论自由和政治平等之间,如何实现平衡?让人说话,就自然有人说得多有人说得少,此谓自由,但伤害平等;要让所有人发言时间一样,就得强制一些人少说或者另一些人多说,此谓平等,但伤害自由。
裁决出来以后,不出所料,从白宫到网络,到处涌现出“国将不国、民主将不民主”的哀叹,嘲讽美国民主的人自然要举着这个“确凿证据”宣扬:看,我说了吧!我很奇怪人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将这个裁决诠释为富人的胜利。且不说很多人刻意将“公司或工会”缩写为“公司”——比如奥巴马,用“其他强大利益集团”这个说法把工会给“其他”掉了,从而轻飘飘地勾销了该裁决意识形态上的中立性。即使这个裁决只允许公司资助政治广告,在我看来,要从“允许公司资助政治广告”得出“从此民主就成了富人的民主”结论,至少有两个逻辑上的跳跃:第一,公司在政治上总是在支持“代表富人”的共和党、打压“代表穷人”的民主党;第二,民众会轻易被电视广告所忽悠,让砸钱的大公司得逞。
但事实上,这两个跳跃都是可疑的。大公司总跟共和党心连心吗?“公开的秘密”组织的调查公布了1988到2008年各大“政治行动委员会”(一般由公司或工会资助)的捐款情况,事实是工会基本一边倒支持民主党,但公司却不一定。比如高盛银行63%的捐款流向民主党,只有36%流向共和党;花旗银行49%捐款流向民主党,50%流向共和党,基本持平;相比之下教师协会这样的工会组织,98%的政治捐款流向民主党,流向共和党的则是零。有趣的是,在政治捐款总额的前十位中,有6个是工会或公共服务业行业协会,只有4个是公司或私营行业协会。那种“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保险公司一定更热衷于用钱来操控选举结果以维护富人利益”的看法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论证、而不是“显然如此”的观点。
至于有多少民众跟着政治广告的指挥棒走,就更可疑了。自战后美国政治学界有对投票的经验研究以来,从40年代的Lazarsfeld到60年代的Converse再到90年代的Finkel,对政治广告——确切地说——包含政治广告在内的全部竞选活动对选民的影响力,几乎每一代政治学者都得出了大同小异的结论:政治广告——乃至两党的竞选活动本身——对选民的影响微小。选民的阶级、教育、收入、种族、宗教、家庭背景等因素往往塑造了其政党忠诚,这种忠诚非常有韧性,它有时会被政治经济或者国际局势左右,但是极少被政治广告所改变。即使某些选民为之改变(往往百分比为个位数),这种改变往往是双向的(即,有的民主党员“叛变”为共和党员,有的共和党员则“变节”为民主党员),因而有相互抵消的效果。虽然少数选举中,由于双方力量的势均力敌,政治广告可能明显影响选举结果,以蝴蝶的重量影响哑铃的平衡,但这种影响到底有利于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完全没有定论。
如果政治广告对选民的影响微小,并且公司未必只支持“富人党”,允许公司做政治广告是否一定导致“富人收买民主”呢?我当然不是说这个裁决一定不会带来问题,我想说的只是,这个问题的性质很可能不是什么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如何在言论自由和政治平等这两个同样美好的政治价值之间寻求平衡。退一步说,就算这个裁决将来会带来重重问题,一个权力制衡的制度的最大好处就是它的自我纠错机制,今天政治的钟摆向这边摆,说不定明天就又摆了回去。
吵吵更健康
民主制度的精妙之处,用中国的一句俗语大致就可以概括:三个臭皮匠,顶得上一个诸葛亮。“三个臭皮匠”怎么能顶得上“一个诸葛亮”?美国政治学家佩奇和萨皮罗花了一整本书(《理性的公众》)来阐述这个道理:在他们看来,虽然美国选民作为个体往往很无知——比如甚至不知道参议员的任期多长、不知道联邦大法官的名字、不知道哪个党在把持议院——但作为一个集体,当三个“臭皮匠”凑在一起时,往往能做出相当合理的决策。为什么?因为“合成的奇迹”。“三个臭皮匠”知识结构上可能互补、错误可能相互抵消,当三个臭皮匠变成三万个、三亿个时,这种知识互补、错误抵消的概率就变得相当大——这两位学者通过分析美国50年以来的公共政策试图论证这一点。
且慢。要实现“合成的奇迹”,一个前提是:“三个臭皮匠”在知识、价值上的多样性和互补性。如果由于压力或者“宣传”,这“三个臭皮匠”想法雷同,那么三个臭皮匠本质上就还是一个臭皮匠。一个臭皮匠,怎么能顶得上一个诸葛亮?把这个观点贯彻到政治领域,那就是:民主的质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思想的自由,因为自由哺育观念的多样性。
最近美国的医疗改革辩论似乎就是对这种爆炸式多样性的一个演示。12月24日,美国参议院终于通过了民主党主导的医疗改革方案,在这之前,美国上上下下,从议院到媒体,从学界到普通人,已经为此“史诗般地”辩论了一年——确切地说,几十年——奥巴马任期的这轮医疗辩论,只是美国战后经久不息的医疗辩论的又一个回合而已。
医疗改革引起的广泛辩论,本质上是一场价值的冲突:冲突一方是民主党,他们力主政府财政应该覆盖那些买不起保险的人(大约5000万人),也就是促进更平等的医疗制度;另一方是共和党,他们担忧医疗扩张意味着财政赤字扩大、税收提高和经济活力受创。
在这个价值的连续谱上,出现了各种声音:最左翼的声音要求实现医保彻底国有化;温和左翼并不要求取消私人保险市场,但要求补贴穷人医保、加强对保险公司管制并强制有经济能力的人入保;中间派指出平等和效率之间有一个互换性,价值取向难分对错;温和右翼指出这个改革的税收和财政成本将很高,不具有可持续性,并可能进一步弱化中下层的工作积极性;最右翼则指责强制入保、加强管制破坏了市场自由原则,甚至构成了违宪。
这种意见多样性在不同媒体的评论文章可见一斑,《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可以说是对垒双方的经典代表。作为民主党的拉拉队队长,《纽约时报》登的都是这样的文章:“一个非常值得通过的法案”、“令人欣慰的新闻”、“不要杀死这个法案”、“保险金方面的好消息”……而在《华尔街日报》上,则充满了“没人相信的变化”、“参议院议案的真实成本”、“一天一个新税”、“通胀税的出现”这种冷嘲热讽的文章。媒体观点的多元化,也部分程度上导致了民意的多元化。在《华盛顿邮报》的一项调查中,48%的人支持改革(其中30%强烈支持),49%的反对改革(39%强烈反对)。
由于民主党的议院多数党地位,最后议案通过。虽然对这个结果很多美国人都有不满的理由:左翼嫌它还不够左,右翼自然嫌它太左,但作为一个政治学者和一个局外人,我更关心的却不是这场辩论的结果而是它的程序:多元的观点带来充分的政策辩论,而充分的辩论不但给民众一个从不同角度理解这个法案的机会,也督促辩论两党给其主张提供坚实的论据基础,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方案:民主党虽然把更多的穷人纳入了医保,但某些激进议员的国有化方案也没有得逞;该方案虽然很可能会引起医疗开支的增加,但民主党并不敢公然用增加中产阶级收入税的方式来筹资……我不知道这种温和妥协是否就是所谓“合成的奇迹”,但是我想,一个只有《纽约时报》或者只有《华尔街日报》的世界是可疑的、甚至危险的,因为要顶上一个“诸葛亮”,只有一种“臭皮匠”——不管他们有多少个——是远远不够的。
苏东巨变:20年之后
20年前柏林墙倒塌之后,“苏东巨变”曾激起很多中国人的叹息,不仅因为“社会主义兄弟”们纷纷做了社会主义的逃兵,也因为接下来的十年,大多苏东国家经济倒退、社会动荡,很多苏东民众对转型的幻想化为泡影。
时光飞逝,现在又过了10年,我们的前“社会主义兄弟”现在都干得怎么样了呢?对这个地区稍作观察,就会发现“苏东”早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波罗的海国家、东欧、中亚、外高加索等更精确的说法。在社会主义的历史纽带消散之后,原来的苏东国家,有的右转,有的左转,有的前进,有的后退,苏东这个“筐”已经无法装下如此多样的经验了。
从政治上来说,如果以《经济学人》杂志2008年的民主排名来说,苏东各国已经明显拉开差距:东欧和波罗的海几国排名靠前,其中捷克和斯洛文尼亚被称为“完全民主”国家,捷克的民主排名甚至超过英法;南欧各国(比如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前独联体主要国家(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居中,多属于“有缺陷的民主”或“混合政体”类型——俄罗斯被排在“混合政体”里的倒数第二;最落后的就是中亚的这斯坦那斯坦,其中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甚至排在了缅甸后面。事实上,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20年来就没有换过领导人,而土库曼斯坦的尼亚佐夫要不是2006年去世,估计现在还在台上。
当初同一个“娘胎”出来,如今最民主的排19,最不民主的排165,差距怎么这么大呢?除了常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倾向的解释外,欧盟的影响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民主化排名会发现,大体来说民主化深度是和离西欧远近成正比的。从经济角度来说,中东欧各国都有加入欧盟的愿望,但是欧盟规定入盟的前提是这个国家必须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为了傍上欧盟这个富亲戚,东欧各国在推行民主化方面因此也格外努力,2004年欧盟的大扩张,突击吸收了8个中东欧国家,算是对这些国家民主化成果的肯定。欧盟是不对亚洲国家开放的,这斯坦那斯坦自然也少了民主化的一个动力。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当初民主化的内生性程度。稍了解东欧史的人都知道匈牙利风波、布拉格之春、波兰团结工会,就是说,中东欧各国其社会内部本来就积蓄着长期的民主化冲动,有公民社会的暗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们的民主化是自下而上推动的,因此这些国家接受民主也比较顺利。而对另一些国家,民主化更像是从天而降的——突然有一天“老大哥”说,队伍解散了,你们自谋生路吧,于是政府稀里糊涂套上了民主的外套,这种自上而下的民主化历程注定了它的空心性。
从经济上来看,众所周知,苏东经济改革过程非常痛苦,大多数在转型初期经历负增长。虽然有些国家(比如捷克、匈牙利、波兰)90年代中期就已经经济复苏到转型前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增长,另一些国家则很久才突破瓶颈,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莫尔多瓦人均购买力GDP到2005年左右才恢复到1991年水平。大多数国家都是在2000年左右恢复元气。苏东转型艰难主要原因是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三管齐下”地同时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可想而知。相比之下,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智利、巴西、阿根廷等其他“第三波民主化”国家,转型时本来就基本是市场经济国家,只需进行政治改革这个“单项”改革,经历的震荡自然小得多。也许可以由此设想,由于中国市场化进程已经基本“行程过半”,市场经济观念也比较深入人心,如果中国现在进行政治改革,经历的震荡应该会比苏东当年小。
虽然历经痛苦,苏东国家大多还是回到了经济发展的正轨。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国纷纷开始从谷底走出。中东欧各国经济增长率近年平均4%-5%左右。虽然不如中国,但考虑基础不同(比如俄罗斯、波兰人均购买力GDP在中国的3倍左右,捷克、斯洛文尼亚甚至在4倍左右),可比性有限。更具有可比性的是同一国的不同历史阶段:中东欧各国90年代都历经负增长,但近十年4%-5%的增长率远高于80年代1%-2%的增长率,说明市场化改革虽然带来阵痛,但中长期来看,其活力还是胜于计划经济时代。当然正如政治上拉开差距,各国经济也拉开差距: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等国的人均购买力GDP已在两万美元之上,而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则在两千美元以下。
这里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同步性——同步性未必意味着因果性,就是说,市场化未必是民主化的原因或者后果。但它至少说明,在东欧,与拉美式“反市场的民主化”不同,东欧国家的民主化并没有激起特别强烈的反市场化冲动。由此可见,与许多市场放任主义者的担忧不同,民主化未必必然引起民众的反市场冲动。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改革路径的审视,也就是对“休克疗法”和“渐进改革”的比较。多年以来,人们惊叹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同时哀叹苏东“休克疗法”的失败。问题在于,苏东经济变革路径之复杂,用一个休克疗法统而论之有失确切。苏东内部,有的国家自始至终坚持休克疗法,比如捷克、波兰;有的休克了一半又不休了,比如俄罗斯、保加利亚;有的属于渐进改革,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有的根本就没怎么改,比如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如果对比苏东内部改革速度和改革成效关系的话,反而发现改得快未必发展慢,改得慢的发展未必快,甚至越休克疗法的越发展迅速。要对“休克疗法”和“渐进改革”做一个黑白分明的审判,“对方辩友”都可以找出反例,所以与其一棍子把“休克疗法”打死,倒不如说各国都要因地制宜。甚至有可能,相比改革透明性、公正性、法制程度、经济政策合理性,变革速度可能本来就不是个核心问题。
20年巨变之后,还有不得不回顾的一点,就是各国共产党的命运。众所周知,除了少数地方,1989年苏东剧变基本可以说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当初很多苏东共产党领导人不愿放弃权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是担心下台后受到报复。事实证明很大程度上,这个担心是基本多余的。20年后回头去看,共产党政体的垮台并不一定是共产党的垮台。事实上各国共产党要么改头换面、要么名字都不换,大多还“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比如莫尔多瓦共产党2001年以来连续三次选举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波兰共产党转型为社会民主党,目前是波兰的第三大党;匈牙利共产党运气差点,由于拒绝意识形态转型,一直没有赢得议会席位;俄罗斯共产党曾经在90年代中后期重新崛起为第一大党,不过后来由于普京的排挤而风头消退,但仍然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党和最大反对党;捷克共产党1989年之后拒绝改名,至今仍是捷克第三大党;土库曼斯坦的共产党虽然改了名字(民主党),但“领导班子”和政治体系在巨变前后几乎没变;保加利亚共产党改名社会党,仍然是重要政党。这些情况的推论就是,如果中国面对转型,只要执政党及时调整党纲,不但不一定会被历史抛弃,反而可能在换个“马甲”后卷土重来。那种认为民主转型一定会带来流血、内战、你死我活的社会动荡的看法,从苏东来看,并不成立。
正如10年前给苏东剧变下结论太早,今天试图去做任何结论也许仍然太早。不过有一点是显然的,就是政治转型并非一个直线过程,有的国家走着走着会倒退,比如俄罗斯,有的走着走着会跳跃,比如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之有趣也正在于此。还有一点也是显然的,政治经济转型既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也不是什么毒药,它管不管用,还是要看病人的消化能力、免疫能力、病情轻重,以及病人有没有真的把药给吃进去。
俄罗斯的徘徊
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那天,多国政要汇聚柏林。其中有一个可能最坐立不安,那就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中东欧各国回归西方,对于俄罗斯来说,却是众叛亲离的开始。20年来中东欧各国纷纷投奔欧盟、北约,当年的苏联“老大哥”今天几乎成了一个欧洲孤儿。
更令他不安的,恐怕还不是欧洲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而是价值观念上的被孤立。在柏林接受采访时,有记者问:“今天欧洲首先是一个价值共同体,俄罗斯将来在欧洲扮演的角色,取决于贵国如何看待民主自由和人权,对此你怎么看?”梅德韦杰夫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的价值观和你们是一样的,在民主自由和人权问题上,我们没有根本分歧……”
梅德韦杰夫说到这里,肯定有几个人在坟墓里打喷嚏。比如2006年在自家门口被暗杀的记者安娜·波里科夫斯克亚,今年(2009年)1月被暗杀的人权律师马科洛夫,7月刚被暗杀的记者埃斯特米洛娃。巧合的是,这几个人都直接或间接为一个叫Novaya Gazeta的媒体工作。同样巧的是,这份报纸据说是俄罗斯境内仅剩的全国性独立报纸。事实上,有国际记者组织将俄罗斯评为对记者来说最危险的三个国家之一,危险程度仅次于伊拉克和哥伦比亚。在俄罗斯过去几年被暗杀的17个记者中,只有一个破案,其他都不了了之。
这份“荣誉”可以说是普京时代的成果。叶利钦当政时,虽然俄罗斯的民主化也可圈可点,普京时代却被认为是一个政治倒退时代。就媒体管制而言,克里姆林宫通过国有化或者惩治异见者的方式,驯服了所有全国性电视台、除了Novaya Gazata之外的所有全国性报纸;就集会自由而言,骚扰、逮捕抗议示威者甚至干脆拒绝他们的游行申请已司空见惯;就政党而言,独立倾向的政党及其领袖大多要么被骚扰,要么无法登记参选;就NGO而言,很多国际NGO被驱逐,国内NGO则被骚扰;就中央地方关系而言,2005年开始州长从选举改成中央任命,确保地方首脑对克里姆林宫的忠诚;由于一边倒的媒体、地方政府的忠诚甚至公然的选举舞弊,造成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在杜马一党独大,行政和立法权无以制衡,司法部门往往也屈从于政府的指挥棒;甚至经济上国家控制成分也越来越大……2008年,“自由之家”(一家定期评定各国自由状况的机构)将俄罗斯划入了“不自由”国家。从俄罗斯政治的倒退情况来看,也许可以说,有形的柏林墙早已倒塌,而无形的柏林墙只是从柏林位移到了俄罗斯而已。
不还有经济增长吗?也许有人会说,叶利钦时代政治也许更开明,但经济一团糟,相比之下普京时代虽然政治铁腕,但经济增长率年均6%-7%左右,不恰好说明政治铁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代价?这个逻辑显然忽视了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带来的阶段性困难(事实上普京上台之前的1999、2000年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也忽视了一个经济共同体瓦解之后带来的经济失序,更忽视了普京的最大运气——他上台以来油价的持续走高(从2000年每桶20美元左右到2008年100美元左右),而石油出口是俄罗斯的经济命脉之一。更重要的是,如果政治铁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那就无法解释苏东那些更成功民主化的国家——比如捷克、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为什么在90年代末期以后也实现了经济稳步增长,其中有些增长速度还快于俄罗斯。
美国记者Fareed Zakaria曾发明一个词,叫“不自由的民主”,意指一种伪劣民主政体:这些国家也许有定期选举,但是言论、结社、集会、出版自由却形同虚设。今天的俄罗斯,大约就是“不自由民主”的典型。问题是,在没有政治自由时,真正的民主是否可能?民主是对民意的倾听和代表,但如果民意不是自发自主形成的,而是被灌输甚至操控出来的,去代表它又有何意义?不错,调查显示现在普京在俄罗斯的支持率很高,但如果报纸、电视、街头、网络长期只允许对他的鲜花与掌声,支持率高说明的只是垄断的有效性而已。如果人们只有爱吃西红柿的自由,那么无论人们多爱吃西红柿,似乎都不能证明西红柿的美味。
当然,“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柏林墙也不可能一日倒塌。2009年“自由之家”的报告显示,在前苏东地区的28个国家里,只有13个可被称为自由国家,其他都是不自由或部分自由。也许对于历史的演进,我们仍需保持耐心。人类花了28年等待有形柏林墙的倒塌,无形柏林墙的消除,也许要更漫长地等待。梅德韦杰夫在采访中说他年轻时也听Scorpions乐队的“变革之风”,那首歌唱道:“变革之风吹拂在时间的脸上,就像暴风吹响自由的钟声”,不知道现在的他,是否还愿意重听。
当“革命”成为家常便饭
2010年4月初,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又一次走上了街头,振臂高呼要求当权者下台。5年前他们就是这样把前总统阿卡耶夫赶下台的,并迎来了新总统巴基耶夫。5年后的今天,他们决定用同样的方式把巴基耶夫给赶下台去。
5年前的那场运动,史称“郁金香革命”。今天,当媒体上开始用“第二次郁金香革命”这个字眼来形容当下吉尔吉斯斯坦的街头政治时,我,终于“审革命疲劳”了。
观念的水位观念·别处此前我们已经听说太多的“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塞尔维亚的推土机革命、伊朗的绿色革命、缅甸的袈裟革命、黎巴嫩的雪松革命……当初它们发生时,曾经令当地民众——也令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欢欣鼓舞,因为这些“颜色革命”被看做这些国家向民主化飞跃的进步。几年过去,当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英雄尤先科今年2月以低于5%的支持率灰溜溜地被选下台去,当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领袖萨卡什维利在一次次的民众抗议中难以喘息,当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胜利者巴基耶夫被反对派民众追赶得下落不明,“颜色革命”这个词已失去昔日的光辉。事实上,各大媒体上都充满了这样的判断:颜色革命失败了。无论郁金香色还是玫瑰色,如今都变成了灰色。
也许比颜色革命是否失败了这个问题更值得追问的是:在这些国家,真的发生过所谓的“革命”吗?革命,顾名思义,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2003年以来的政治却往往是换汤不换药而已。拿吉尔吉斯斯坦来说,虽然操控选举、纵容腐败的阿卡耶夫被赶跑了,但事实证明,后来者巴基耶夫比阿卡耶夫还要阿卡耶夫:2009年的选举他照样操控选举、他的亲朋好友被封官加爵、2005年以来吉尔吉斯斯坦已有4个政治家被暗杀,国际透明度组织的腐败排名上,吉尔吉斯斯坦的腐败指数从2004年2. 2退步到了2009年1. 9。乌克兰的情况稍好,它至少保存了“公正选举”这个橙色革命遗产——今年2月的乌克兰选举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公正选举,但是橙色队伍内部的分裂延误了改革时机,乌克兰的政治腐败、钱权交易并未根本改善。
“自由之家”的民主指数则对颜色“革命”是否真的发生过作出了最直接的说明:从2003年到2007年,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指数分别从4. 83、4. 71、5. 67变成了4. 68、4. 25、5. 68。也就是说,革了半天命,香槟也开了,喉咙也喊哑了,这些国家的民主程度基本没有变化。
有变化才怪。颜色革命的基本特点是:在一场大选中,现任执政者选举舞弊,反对派动员民众抗议示威,最后推翻选举结果,把执政者赶下台去。可以看出,这种革命着眼点是扫除选举舞弊,正是因此,学者麦克弗尔称之为“选举革命”。“选举革命”之所以无力一夜之间扭转政治乾坤,是因为选举只是民主制度这个庞大有机体中的一个部分,即使能够扫除选举舞弊,也只是为民主制度的改善提供了必要但绝不是充分条件,更何况很多选举革命甚至不能扫除选举舞弊本身。
我们知道,民主制度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机体,除了公正选举,还需要强大的公民社会、公正的司法机构、发达的政党体系、尊重规则的法治文化、有效的水平制衡、一定的经济基础等等,只有这一系列的要素同时运转,民主的齿轮才可能真正运转,民主才能成为一个连续过程而不是几年一次的“赶集”,而选举革命对“选举”这个要素的重视虽然必要,却是不够的。有了相对公正的选举就指望民主制度变得完美无缺,就像一个人有正常血脂就指望自己无比健康一样——除了正常血脂,身体健康还需要正常血压、血糖、心肺功能、消化功能等等等等。
据说今年的乌克兰选举之前,乌克兰民众不但对这次选举、甚至对民主制度本身变得心灰意冷。“天下乌鸦一般黑,民主制度什么用都没有”,很多人纷纷表示。不过我想,认为一个领袖面孔的改变,就可以一劳永逸地给社会带来幸福,这个想法本身是不是太幼稚了呢?民主制度并不是选民投下一张选票然后跷起二郎腿等待政治家给我们端茶倒水的“懒人”体制,而需要民众对政治经年累月地“巡逻”促成点滴改良及至水滴石穿。努力锻炼身体、健康饮食努力降血脂并没有什么错,人们只是需要更加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和健康饮食,直到血压、血糖、心肺功能、消化功能等都达标为止。
有亚洲特色的民主
2009年的日本大选看上去像是对民主制度的反讽:无论谁当选,似乎都是“家族生意”:鸠山由纪夫是前首相鸠山一郎的孙子,而麻生则是前首相吉田茂的外孙。事实上,1994年之后的首相桥本、小渊、小泉、安倍、福田都是世袭出身——安倍晋三的外公、福田康夫的爸爸也都曾是首相。日本本届议会则有38%的议员来自于政治世家。
这种现象自然令人想起两千年前陈胜吴广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如果民主是关于选拔优秀的政治家,那么这种看上去像是“贵族世袭”的政治岂不是对它的嘲讽?2000年,时年26岁的留学生小渊优子被从英国召回,一个几乎懵懂无知的小姑娘,凭什么立刻就当选日本众议员呢?就凭她爸爸是刚去世的首相小渊惠三?
确切地说,世袭政治这个词用在日本身上并不确切——毕竟,这些太子党是选民自己选上去的,不同于金正日这样正宗的世袭者。你可以抱怨选民“素质不高”,却不能说它违反了民意。但是,被选上台,并不意味着一定是公平上台。政治世家有选民基础、人脉发达、政党机器撑腰,筹款轻车熟路,都注定了这些太子党在竞选中不可能和普通候选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选举的核心价值无非是代表性、平等和优胜劣汰,但是38%的议员来自于名门望族,“赢在起跑线上”,日本是否还能充分体现民主的这些核心价值,就需要打上问号。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家族政治传统在亚洲格外吃香。欧美虽然也有肯尼迪、丘吉尔等政治世家,但权力代代相传显然没有亚洲“流行”: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的爸爸也曾是总理;印尼第一位女总统梅加瓦蒂是苏加诺的女儿;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刚去世,其儿子就出来表示要竞选总统;印度的甘地家庭更是一个政治王朝……这种亚洲现象很可能与亚洲的“家庭价值”传统和专制传统的结合有关,也跟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相对年轻有关——公共领域不发达,政治理性程度低,对政治议题的讨论不充分,于是一些诸如家庭背景、相貌风度等八卦信息喧宾夺主,成为选民投票的依据,选举成了“追星”的一种形式。
但是,似乎也没必要因为这种子承父业的现象而否定民主的真实性。子承父业并不是一个只在政治领域存在的现象,演员成龙的儿子还是演员,沃尔玛是家族企业,阿里的女儿也曾进军拳击界……毕竟,一个家庭由于传统形成一定的职业路径依赖,使得子女在某个行业进入成本低。选择一条已经铺好的路去走,似乎无可厚非,法律也不可能明令禁止。另一方面,从选民的角度来说,一个家族姓氏就相当于一个“品牌”,而品牌本质上是信息浓缩的机制——与其在茫茫人海中搜索、了解那些陌生的候选人,不如根据品牌来节约信息过滤的成本。如果他爷爷、他爸爸干得还不赖,那他也更值得信任一些?这和消费者爱买品牌产品有相似之处。况且在一个民主社会里,爷爷、爸爸也许可以为你上台助一臂之力,却不可能保你一路平安,安倍、福田、麻生的下场都说明了这一点。要是干得不好,你爷爷就是玉皇大帝也无济于事,这也是政治世家和真正的专制世袭的不同之处。
更重要的是,如果世家当道就一定会导致腐败丛生、民不聊生的话,那就无法解释日本在公共服务方面不菲的成绩。拿公共医疗服务来说,日本的全民医疗体系举世闻名——有个传说,说是在日本买个香瓜可能要花40美元,但看一次牙医却只需要20美元。拿腐败来说,虽然日本政坛正如任何民主国家,也时有腐败丑闻出现,但它的腐败程度,似乎也没有因此家族政治传统而格外突出:2008年世行统计日本人均GDP世界排名18,国际透明度统计的清廉指数日本也是排名18。又拿衡量贫富悬殊的基尼指数来说,日本长期稳定在0. 25左右,与以平等著称的北欧国家大致相当,远低于很多周边国家。38%的议员是太子党,却并没有导致日本成为一个贫富高度悬殊的国家。相比之下,拉美国家有很多“苦孩子”出身的平民总统,却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突出的地区。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民主的真谛也许并不在于政治家的出身——一个出生于“贵族”的政治家也可以是伟大的政治家,比如小罗斯福,比如丘吉尔;一个出生于平民阶层的政治家也可能贪污腐败,成克杰、胡长清、刘志华,谁不是出身平民?能确保一个政治家为民服务的不是他的出身,而是政治制度——一个具有法治、制衡和协商精神的制度。安倍不可能因为他外公是前首相而安然度过内阁成员丑闻,福田也不可能因为爸爸是前首相而逃脱振兴经济不力的指责,制度大于出身,这才是民主的要义。
当民主缺失中产阶级
上周我亲眼目睹了一场阶级斗争。这场阶级斗争就发生在我们系的一个教室里,对垒双方是一个泰国学者和一群泰国学生。
该学者由于写了一本质疑皇室的书,受到政府威胁,刚流亡到英国。在那天的讲座中,他说,正在泰国发生的是一场内战。一边是代表社会中上层的“黄衫军”——也就是去年因占领曼谷机场而占据世界各大媒体头条的泰国民盟组织;一边是代表穷人、乡下人的“红衫军”,他们拥护他信及其同类,是因为他们扶弱济贫。对了,该学者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阶级斗争的另一方是在场的很多泰国学生,他们反驳该教授对黄衫军的指控,尤其不能容忍他对泰国国王的攻击——虽然他们谁也无法面对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个学者写一本书就会被逮捕,这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吗?”后来讲座组织者告诉我,这些学生很多都是来自泰国精英家庭。对,他们很多人都穿着黄T恤。
说实话,我花了很久才搞清楚泰国政局大致是怎么回事。它之所以扑朔迷离,首先是因为有太多变量搅和在一起:皇室、军方、法院、政党、城乡差异、阶级差异……其次是泰国政坛上很多事都是声东击西。比如去年沙马总理被赶下台,直接理由是他主持了一个电视厨艺节目。一个政治家参加一个厨艺节目,值得几千人上街游行吗?当然不是。上帝说,鸡蛋里要有骨头,鸡蛋里就有了骨头。
后来我还是慢慢搞清了泰国政局的大致脉络。黄衫军是跟以下一些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支持2006年政变、反对他信及其民粹政策、受到法院支持、来自于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社会中上层。而红衫军则跟一些相反的词汇联系在一起:来自于农村、教育程度低、厌恶政变、欢迎他信及其民粹政策。
这样看来,力量对比似乎很明显:黄衫军和经济精英、军方、法院形成联盟,而红衫军只是一群无权无势的乡巴佬而已,胜负一目了然,有什么好斗争的呢?这种推测漏掉了一个细节:红衫军人多。
人多在民主制度里就具有天然优势。据说泰国70%左右人口是农民,即使城里底层也是多数。这也是为什么黄衫军虽然声嘶力竭,集会一般也只有几千人;但红衫军振臂一挥,就可以召来8万人。2006年军方赶走他信,没关系,2007年年底我们又把支持他信的沙马选上去;2008年9月法院把沙马赶走,没关系,我们又把他信的妹夫颂猜选上去……反正人多力量大,这就是泰国的民主。
就是说,民主制度的一个经典困境在泰国出现了:穷人试图利用人数优势去推动再分配政策,而中上层将这种现象斥为多数暴政。事实上他信政权赢得民心的策略正是各种被反对派称为“合法买票”的小恩小惠政策,即使他腐败被曝,人民对他仍然一往情深。而黄衫军中一个口号则屡见不鲜:“泰国人还不适合民主”。他们推动的2007修宪内容中有一项就是减少民选议员的名额,改为委任,这是民主的倒退。
政治学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命题:发达的中产阶级是健康民主的条件。一种解释是:中产阶级受教育程度高,比较开明,支持自由民主理念。这一点显然被泰国经验否证:一次次否定民主选举结果,涌上街头抗议的,都是中产阶级黄衫军。另一个解释是:只有当中产阶级占有人口相当比例时,民主才不会成为强烈社会再分配冲动的工具。原理很简单: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跟我财产差不多,分谁的去呀?分到自己头上怎么办?不幸的是,泰国政治似乎验证了这个命题: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孱弱的国家,它始终无法通过民主化瓶颈。1932年君主立宪以来,泰国有过19次军事政变,到现在还是很难通过民主途径解决社会冲突。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泰国而且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一旦政治民主,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就抬头;要想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常常不得不依靠独裁或者军政。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就是例子。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之所以动荡,原因之一即参与性政治制度和自由经济政策之间,它往往只能二选一。
通过街头政治赖掉民主选举结果,军队和法院一再被政治化,是对程序正义的藐视。这正是黄衫军问题所在。我认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试错,毕竟民主制度本身就内含着纠错的可能性,但藐视程序正义则是破坏现代政治的根基。如果民粹主义经济政策是人民群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天要下雨,人民要撞南墙,就随它去吧。
历史螺旋式终结
在当代政治学家的著作中,有一本可能最幸运,同时也最倒霉。其幸运之处在于它非常出名,被引用率很高,基本相当于流行歌曲中的“泰坦尼克号”,人人都会哼几句。其倒霉之处则在于,它总是以靶子的形式被引用,谁提起它都“拳打脚踢”。这本书就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
《历史的终结》出版于1992年,据说它体现了冷战刚结束时蔓延全球的乐观主义情绪:福山试图论证自由民主制度体现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同时也是终结状态,其他政治制度,就算一息尚存,也最终向这个方向演进。
当然后来历史证明它不愿就那么随随便便被终结了。苏东剧变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带来繁荣富强,亚非拉很多国家的民主化徒有其表,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高涨显示了文化相对主义的韧性,而当美国兵把热气腾腾的自由民主给伊拉克送上门去时,伊拉克人死活不肯收下,还坚决要回赠美军自杀炸弹。福山因此也成了学术靶子:历史远没有终结,它还在漩涡中心。
我倒觉得对福山,确切地说对历史,我们需要保持更大的耐心。毕竟,历史的走向往往需要一个较大的时间单位才会显现,今天离《历史的终结》一书出版才20年左右,很难说我们站在判断其对错的一个最佳位置上。
比如伊朗。如果我们站在1979年,看到伊朗人民在推翻巴列维政权之后,不但没有走向民主自由,反而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当然没有理由相信历史正在终结。1997年,改革派哈塔米当选总统,曾带来短暂的“德黑兰之春”,但改革很快被保守势力吞噬;2005年,内贾德当选之后新闻、集会自由出现倒退。伊朗历史岂止没有终结,简直可以说按福山预言的方向背道而驰。
但如果站在2009年6月15号的伊朗,我们看到的则截然不同:约一百万人自发涌上街头,抗议选举的不公正、不透明。温和的人高举抗议牌:“我的选票上哪去了”?而愤怒的人则直接高喊:“专制者去死吧”!
不公正、不透明不但体现在总统候选人名单需要宗教机构“监护委员会”的批准,而且体现在“体制内”的竞争也疑云重重。人们难以置信,几百万张手写选票可以在投票之后几乎立刻就被统计出来,而内贾德在所有省份都大获全胜,这不但史无前例,而且与之前的地方选举结果不相符,与后来大规模街头抗议也形成鲜明对比。问题在于,由于没有独立的选举委员会,也没有中立的第三方观察,选举结果无从检验——即使内贾德真的得了63%的选票,由于缺乏透明性,这一结果也缺乏公信力。
百万人涌现街头,其实并不突然。追求更多自由、更真实民主的暗流一直在伊朗“螺旋形”前进。且不说体制内的改革派崛起,也不说伊朗社会势不可挡的去原教旨化过程,保守派势力本身也出现权力松动迹象:两个月前被抓的美国女记者最后被减刑乃至释放,就是这种松动的一个小小注释。最令保守派担心的恐怕是,青年是改革派的主要依靠,而伊朗60%人口30岁以下。“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让这么多伊朗人“回心转意”的,显然不是美国兵,而是伊朗的保守势力本身——正是他们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和经济上的一团浆糊将很多伊朗人扭转成“最后的人”。比如,1971-1979年伊朗只有100个政治犯,而伊斯兰革命之后的1981-1985年,伊朗则逮捕了7900个政治犯,直接把巴列维专制比成了“小巫”。内贾德近年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收效不佳,伊朗通胀率和失业率双高。说到底,“最后的人”其实也是“最初的人”,人们想住好房子开好车、手碰到鼠标就有点击的冲动……只要俗人继续俗下去,开放社会的万有引力就不可克服。
伊战之后,很多人痛骂福山“之流”,认为其盲目乐观是美国“武力输出民主自由”外交的思想基石。对此福山写了一篇文章驳斥,大意是:我虽然认为自由民主是历史的最终形态,但从不认为它可以被武力施加,我本质上是个“结构主义”者,相信制度只能从社会经济结构中逐渐生长出来。看来,他的意思是,历史虽然会终结,但终结的方式肯定不是“喀嚓”一声。
不是“喀嚓”一声,所以伊朗绕了一个30年的大弯。“我的选票上哪去了”和“专制者去死吧”这种口号终于大规模出现在伊朗,虽然貌似晚了30年。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山的预言也许不是说错了,只是说早了而已。当然很有可能当下伊朗人的斗争只是昙花一现,明天保守派统治还会继续——还会继续,只是又薄了一层而已。
选举式独裁
查韦斯终于等到了这一天。2009年2月15号委内瑞拉以54%的赞成票公投修宪,认可总统有权无限连任。就是说,到2013年,本来连任期满要下台的查韦斯可以继续竞选总统了。
在阐述修宪理由时,查韦斯说:“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革命,我需要更多的时间”。于是群众就给了他时间。事实上,查韦斯上台十年来,委内瑞拉群众基本上给了他所想要的一切:1999年,查韦斯要求公投修宪,将总统任期从不能连任改成可连任一次,提案通过。2002年,反对派军事政变把他赶下台,委内瑞拉群众走上街头愤怒示威,48小时后查韦斯重返职位。2004年,在弹劾查韦斯的公投中,人民群众用选票挽留了他。2007年取消总统连任期限的公投失败,但据说并不是因为人民厌倦了查韦斯本人,只是那次公投捆绑的激进内容太多,这次2009年公投群众终于又对他敞开了怀抱。
委内瑞拉人民这么热爱查韦斯当然不无理由。内政上他以穷人代言人自居,推动国有化、全民医疗、教育普及、贫困补助。外交上他积极反美,在联合国论坛上引用毛主席语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么一个只有2600万人的小国,愣是在10年之间被他搞成了国际舞台上的反霸领袖和革命史上的新旗手。
十年之后,革命到底有没有成功呢?好像也不大明显。查韦斯追求均贫富,但2000年委内瑞拉的基尼指数是0. 44,2007年0. 42,有所下降,但很微弱。委内瑞拉医疗教育发展迅速,绝对贫困人口从17%减到8%,但反对党认为这些数据是修改测量标准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很多人认为,查韦斯改革只是沾了油价暴涨的光——作为拉美第一产油国,委政府收入一半来自于石油。2000年到2008年初国际油价一路飙升,于是查韦斯左手从国家油企拿钱,右手把它发给了选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反讽,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建设资金来源仍然是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虽然查韦斯骂布什是“蠢驴”,这并没有妨碍委内瑞拉把一半以上的石油出口到美国。
问题是油价跌宕起伏,查韦斯这种“拿油企的钱,做自己的人情”的政治模式就成了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的社会主义成就很大一部分被高通胀率和高犯罪率所抵消。委内瑞拉现在有拉美最高的通胀率(30%),很多穷人刚进得起医院了,又买不起牛奶了。即使油价不跌,这种高赤字高通胀的发展模式能否为继也很可疑。相对于把蛋糕做大,民粹主义者总是热衷于把蛋糕分掉,原因很简单:一样的财富,以政治家恩惠的形式出现,就从资本转化成政治资本了。
也许有人要说:管他有多少成就呢!反正他是民选的,尊重民主就要尊重查韦斯的胜利。这就牵涉到如何看待委内瑞拉民主,确切地说,民粹主义盛行的拉美式民主。很多拉美国家的民主都有一个特征:它注重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垂直呼应,但忽视政府和立法、司法机构之间的水平制衡。查韦斯式民主就是这种瘸腿民主的一个典型,他频繁地诉诸各种公投来实现其政治目标(10年之内14次),但是极度藐视三权分立。他将议会从两院改成一院、2/3投票制改成简单多数制使国会成为他的橡皮图章;他将大法官从20个增加到32个并安插亲信,将最高法院变成他的队伍;他把军队控制权从国会转移给自己;他通过监管机制成了最大油企事实上的CEO;他对公民社会的容忍度也在降低,反对派电台被关、国际人权组织被驱逐等新闻层出不穷。就是说,民众通过投票把权力交给了他,然后他用这个权力瓦解其他权力机构,有人称之为“选举式独裁”。
而我始终认为,一个健康政治制度的真谛在于制衡,而不仅是民粹。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仅在于选举的“那一刹那”政治家是否赢得了高选票,而且在于两个“刹那”之间的岁月里,能够有制度性制衡来推动不同机构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协商互动。一个只注重垂直呼应民意而忽视水平制衡的政府,也许合法性很高,但是合理性很低。
公投取胜之后查韦斯热情宣布“玻利瓦尔革命在复兴”。我想查韦斯很可能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但在21世纪理想主义治国的有效性令人生疑。当然对委内瑞拉的去向我们也不用太操心,如果说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政治制度实验室的话,那么,就当查韦斯给人类赞助了一个新的实验室。
宪法这只兔子
在所有的政治词汇中,有一个大约是人见人爱的:宪政。当今时代,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属于哪个政治派系,对“依法治国”恐怕都少有异议。当然宪政里的法,指的是宪法。
理想的宪法是一个好的地图,一个国家走到哪不认路了,往地图上一查,就有了基本的方向感了。但问题是,宪法不是固定在墙上的一张图,它是一只兔子——它会跑,会跳,会成为枪手的猎物。2009年的洪都拉斯政变,可以说就是一场宪政危机。政变双方都自封是护法者,都想让宪法成为自己的猎物。
事情起因于总统塞拉亚的连任梦。按照洪都拉斯宪法,总统不能连任,到明年一月塞拉亚两期到任,就该下台了。但也许是出于权力欲,也许是出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理想主义,塞拉亚还不想下台。不想下台怎么办呢?受到其战友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事迹的激励,塞拉亚决定推动公投修宪。今年2月,查韦斯曾用公投修宪的方式,争得了连任下一任总统的机会。塞拉亚决定如法炮制。
但问题是塞拉亚是塞拉亚,查韦斯是查韦斯。同样是左翼民粹主义政治家,查韦斯控制大量的石油收入,而且委内瑞拉社会的左翼土壤比洪都拉斯要深厚得多。塞拉亚的东施效颦效果不佳,不但民间反对的声音很大,国会、最高法院、军方同时反对。根据洪都拉斯法律,只有国会才有召集公投的权力,总统没有这个权力。当国会反对为此召集公投时,塞拉亚一意孤行坚持公投;当军队拒绝为塞拉亚发放选票时,塞拉亚一意孤行解雇了军方首脑;当最高法院要求恢复军方首脑职位时,塞拉亚一意孤行坚持发放选票。6月28日,在投票前的几个小时,军队发动了政变,将睡眼惺忪的塞先生送到了哥斯达黎加去。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奥巴马、查韦斯、联合国、美国国家组织、世行、拉美各国异口同声地谴责洪都拉斯军方,“国际社会”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同仇敌忾了——整个国际社会,除了洪都拉斯本国民众。在某网络论坛上,一群洪都拉斯人孤独地呐喊:这不是非法政变,这是保卫我们的宪法!
洪都拉斯军方现在肯定特别委屈。首先是“老大哥”美国一反常态,没有支持后院的这次右翼政变——美国本来一直是拉美的“政变之友”,远的如1973年美国支持智利政变,近的如2002年布什政府默许委内瑞拉政变,这次却因为奥巴马新政,站到了“对方阵营”里去。更重要的是,在洪都拉斯军方看来,此政变非彼政变,是塞拉亚违宪在先,军方代表国会和法院护法在后。一个洪都拉斯网民发问:“我不知道国际社会想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是一个民选总统可以为所欲为吗?”
塞拉亚总统肯定也特别委屈。通过投票修宪来延长掌权时间,近年来风行全球,这个“依法独裁”的游戏,怎么偏偏就他玩栽了呢?2004年白俄罗斯通过公投修宪,总统卢卡申科就此获得两任之后的竞选机会;2007年叙利亚公投,允许阿萨德总统再连任一届;2008年阿尔及利亚议会投票,通过了取消总统连任限制的宪法修正案,总统布特福利亚就此可以谋求第三个任期;2009年查韦斯的胜利就毋庸赘言了,3月阿塞拜疆也用公投修宪的方式,为延长阿利耶维斯总统任期扫清了道路;哪怕就在塞拉亚被议会和法院赶出家门的同时,尼日尔总统坦贾则用解散议会和法院的方式推动8月的公投修宪,目的当然仍是总统任期的长久化。当然,这些国家公投修宪的过程往往迷雾重重舞弊百出,但这不妨碍它成为一个流行游戏。比独裁更可怕的,恐怕是独裁者学会了使用“宪政”这个道具。
当然,宪法的工具化似乎也不应该是洪都拉斯军方政变的理由。如果它的目的是护法,就应该把塞拉亚“扭送公安局”再通过司法程序解决问题,而不是假造一封塞拉亚的辞职信,然后把他驱逐出境。更不应该在政变之后打压国内的塞拉亚支持者,从而把此政变变成了彼政变。
其实洪都拉斯的宪政危机,本质上体现的是拉美式民主的悖论,即民粹式民主和制衡式民主之间的张力。塞拉亚企图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一样绕过权力机构之间的水平制衡,直接诉诸民众支持来治理国家,却没想到“三权分立”在洪都拉斯竟比较货真价实,“两权”弹出来,和军队合作,捆住了“第三权”的手脚。从这个角度来说,洪都拉斯的宪政危机恰好说明其政治比白俄罗斯、阿尔及利亚、尼日尔等国更进步,塞拉亚还需要气喘吁吁地去追赶那只兔子,说明兔子还没死呢。
我们在输出什么
2008年3月,赞比亚的Chambishi铜矿爆发了一场骚乱。500多个赞比亚工人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廉的工资水平,甚至有人放火烧了几栋房子,还暴力袭击了管理人员,管理人员战战兢兢躲在办公室里,直到警察把他们给解救出来。
这似乎是一个普通的劳资纠纷,但此事有一个不同寻常之处:那个铜矿是个中资公司,那些被袭的管理人员是中国人。
说到中国和赞比亚的关系,大多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恐怕也是唯一能想到的,就是那条著名的“坦赞铁路”——革命年代中国人曾勒紧裤腰带,捐助第三世界国家,帮助它们走向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坦赞铁路象征的不仅仅是中赞友谊,而且是中国和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兄弟情谊”。
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段记忆还未消失,“阶级兄弟”眼中的我们却在悄悄起变化。上述骚乱并非一次偶然事件,在此之前,赞比亚的反华情绪一直在滋长:2006年已有一次铜矿骚乱,当年总统大选反对派领袖打的竟然是反华牌;2007年一个中国领导人访非时,临时取消了Chambishi一站,据说是为了避免遭遇可能的抗议。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反华情绪不只是在赞比亚存在。尼日利亚2007年曾出现绑架中国人事件;在南非和莱索托,人们抱怨廉价的中国制成品导致其产业结构“去工业化”;在利比里亚和加蓬,人们指责中国的木材需求导致当地森林的过度砍伐;在安哥拉和刚果,据说中国的贷款强化了当地的腐败;在苏丹和津巴布韦,无数人指责中国的武器销售成为流氓政权的权力支柱;最近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反华骚乱则是这种情绪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一定程度上,被广泛批评其实是“大国崛起”的标志。过去十年,中国在亚非拉国家的影响力直线上升。这首先体现在经贸上关系上的大跃进。拿中国和非洲来说,2000年两地贸易总额还只有100亿美元,2008年达到1068亿美元,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且,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迅速增加,正如当年港商台商到大陆来办合资企业,中国现在很多企业跑到亚非拉国家去买厂买矿当老板——这和之前中国人只能在海外开小餐馆和杂货铺的形象迥然不同。到2008年年底,中方对非洲直接投资超过50亿美元。经贸关系发展的后果就是政治影响力的提升。比如,很多本来和台北建交的亚非拉国家现在纷纷转而投奔中国:2005年塞内加尔“弃台投中”、2006年乍得、2007年哥斯达迪加、2008年马拉维……今年3月南非拒绝给达赖喇嘛发签证,再次显示中国政府“不怒自威”的影响力。
中国为什么近十来年如此钟情于发展中国家?显然的原因当然是经济上的互补性:中国迅猛的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而这些南部国家能源和原材料丰富。巴西的铁、秘鲁的铜、津巴布韦的铂金、加蓬的木材等,都是中国发展之所需。但中国最迫切的需求,也是最令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因素,是石油。1993年起中国石油自给自足的时代结束,此后中国就开始和产油国靠近。目前,中国大约一半石油依赖进口,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于非洲。除了购买石油,中国还到这些国家去直接买油田股份。比如中国花了23亿美元购买了尼日利亚大陆架油田45%的股份;花18亿美元在安哥拉购买马拉松石油公司的股份;在苏丹拥有其最大油企40%的股份——这项投资备受争议。当很多中国人因为伊战而对美国高喊“No Blood for Oil”(“不能为了石油而流血”)时,很少有人想到,这块牌子其实也可以反过来朝向自己。
中国向亚非拉靠近的另一个原因则恐怕是政治上的相容性: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集权,谈判项目无需经过太多国内的民主协商,“办事效率高”。和集权政府合作的这种优越性,与中海油2005年收购美国UNOCAL石油公司失败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美国众议院出于“安全考虑”施压,愣是把这个合作机会给搅黄了,最后UNOCAL以比中海油出资更低的价格卖给了雪佛龙公司。而且,对于某些声誉太糟的集权国家,一些西方跨国公司对与其合作有所顾忌,这就形成了一定的市场空白点或者薄弱点,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难以与西方国家在一般条件下形成有力竞争,只能捡一些国际市场中的小鱼小虾吃,也属情有可原。
和中国拓展关系的确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实惠。正如外资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中资的涌入对于资本饥渴的非洲可以说是雪中送炭。比如2007年中国宣布将向刚果投资90亿美元,帮其修建基础设施以换取其金属矿物。这对于内战刚结束百废待兴的刚果来说可以说是送上一颗救心丸。又比如爆发骚乱的赞比亚铜矿,虽然条件恶劣,毕竟解决了1万个当地人的就业。与欧美贷款不同,中国式投资具有“一揽子”特色,即,除了买企业股份,中国还派工程队去修路、造机场、学校、医院——虽然这些都是为了自身的投资便利,但对当地老百姓的好处显而易见。2007年中国投入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高达45亿美元,超过8国集团的总和。事实上过去十年,非洲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直到2008年经济危机,过去十年年均增长率5. 4%),几个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增长尤其迅速(2007年安哥拉年增长17. 6%,苏丹9. 6%),这种成就未必是中国的功劳,但其中也许有一定的中国因素。
这大约也是为什么虽然反华情绪在滋长,大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总体仍是正面的。比如2008年皮尤调查公司的一个调查报告中,当被问及“你认为中国是伙伴还是敌人”时,78%的尼日利亚人、53%的南非人、45%的墨西哥人,40%的阿根廷人将中国视为“伙伴”,这和只有13%的美国人,21%的法国人,17%的英国人,24%的西班牙人视中国为“伙伴”形成对比(这几个国家大部分人认为中国“非敌非友”)。
既然如此,发展中国家的反华情绪为什么会日益滋长呢?批评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贸易结构问题,二是无条件经济合作问题,三是公司伦理问题。这些批评,有些有道理,有些则不完全合理。
从贸易结构上来说,由于中国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出口制成品,一些人批评中国阻碍了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固定了它们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并造成了大量失业。比如,有研究称南非和莱索托纺织业被中国的廉价纺织品摧毁,南非3万个工人、莱索托1. 5万个工人因为中国“飓风”而失业。这种批评和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拉美批评西方的“依附理论”、“新殖民主义理论”不谋而合。中国90年代的教科书还热衷于用这套理论批评西方——认为由于“不公平的国际分工体系”,西方“中心国家”的发达造成了非西方“边缘国家”的不发达,大约没想到这么快它就反过来被用到了中国身上。
这种左翼批评只能说有一定道理。不过,毕竟非洲、拉美很多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了其比较优势就在于初级产品,与其拔苗助长发展工业,不如顺应其比较优势加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产品挤掉当地某些工人饭碗固然令人同情,但与其说这是因为中国的“新殖民主义”野心,不如说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后果之一。对于竞争力弱的国家来说,就算没有中国,还有印度,就算没有印度,还有孟加拉。毕竟受中国“飓风”影响的,不仅仅是南非和莱索托工人,还有欧洲和美国工人,而中国的汽车业、农业、服务业也同样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挑战。面对全球化,值得思考的不是它是否带来挑战,而是挑战与机遇是否对称。
当然另一方面,在中国缺乏劳工保护、很多国家存在严格劳工保护的情况下,所谓的“全球竞争”又注定是不公平的:你的工人小时工资50美分,我的1美元,你的工人一周工作七天,我的五天,怎么竞争呢?如果要和中国竞争,它们必须也降低劳工保护,这正是很多国家对中国怨声载道之处:通过贸易中国输出的不仅仅商品,同时也是一种缺乏伦理的生产模式。
“无条件经济合作”是另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中国在和他国经济往来时,始终坚持“政治不干涉”原则:你的部队正在杀人放火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你正在选举舞弊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你刚贪污了几百万美元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总之,“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我无条件跟你做生意。而这是受到广泛国际批评的一个焦点问题。虽然历史上欧美国家亦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近年来却有“良心发现”之意:在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交往中,对“流氓政权”实行经济制裁,对一般发展中国家发放“有条件贷款”,条件包括紧缩财政、抑制腐败、政治透明等等,即,援助不仅仅是援助,而且是改造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模式的一个工具。
在西方看来,中国的“无条件合作”无疑颠覆了其改造穷国腐败、专制政治的努力。这就像那些宠小孩的老人,父母刚开始训练孩子不要过度吃糖,老人却一把一把地给孩子塞糖。这种“滥发糖”行为的极致,在西方人看来,体现在中国和苏丹、津巴布韦这两个政权的关系上。
对这个批评,我有保留地赞同。赞同是因为经济不可能仅仅是经济,它一定有其政治后果。但是另一方面,我怀疑很多人高估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正如不能说中国国共内战是因为美国对蒋介石的军售和经济援助一样,将苏丹内战、津巴布韦危机归咎于中国政府,似乎有避重就轻之嫌。
更重要的是,“无条件经济合作”也未必一定是坏事。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是,西方的“有条件合作”开展多年却收效甚微。就经济制裁来说,史上最长的两次经济制裁(伊拉克和古巴),不但没有推翻独裁政权,反而加深了两国人民的痛苦,基本上相当于拿独裁者的错误来惩罚老百姓。就有条件贷款来说,从80年代执行到现在,鲜有成功,很多亚非拉国家不但没有实现政治转型,反而走向了政治崩溃。中国的“无条件合作”不妨是一种尝试,它的最大受益者也许是独裁者,但是经济渗透效应也许可以把其中一些好处带给老百姓,比如缓解就业、发展基础设施。既然直接命令发展中国家政治改革鲜有成功,带动其经济发展,让政治改革从经济发展中生长出来,也是一种思路。
对中国最有力的批评集中于公司伦理问题。如果说贸易只是间接降低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话,直接投资则往往把中国式的血汗工厂直接搬到了他国。Chambishi中资铜矿工人月工资45美元,2005年4月的爆炸导致46人丧生;刚果矿工抱怨他们在危险的地下80英尺处重体力劳动10个小时,中国老板只给他们一天3美元;纳米比亚某中资公司工人小时工资是35美分,而国家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美元;加蓬出口中国的木材70%来自于非法砍伐……总之,在中国资本涌向世界时,它也将中国低工资、低环保、低人权的企业治理模式带到了世界很多角落。在那些本来就低工资低环保的国家,中国的投资则可能造成了雪上加霜。
一些中国投资者似乎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比中国还穷,那么它的“投资环境”一定比中国更宽松,却没想到并不是所有地方的民工都像中国民工那样温顺,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像中国那样对外企鞍前马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超过经济发展,工会、环保组织非常发达。这既是中国误解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地方,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误会”中国的地方——他们以为中国人专门跑到非洲来欺负非洲人,所以称之为“新殖民主义者”,殊不知这些投资者对中国工人是“一视同仁”地欺负,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问题不在于国家之间的“殖民主义”,而在于很多中国投资者习惯了“无拘无束”的投资环境,因此“错把杭州当汴州”了。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中资血汗工厂的出现,与当地缺乏市场规范、或者规范执行不严有关。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当本地政府热心于保护本国民众和环境时,中资企业往往也能配合。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中国投资者在欧美国家办企业时,往往也能做到遵纪守法。正如在中国的台商港商等是否尊重中国工人本质上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尊重中国工人,中国投资者是否尊重赞比亚工人本质上也取决于其政府是否有决心保护自己的工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走出去”战略除了经济收益,也有一些意外收获。中国的苏丹政策受到广泛国际批评之后,中国政府也开始调整政策,努力劝说苏丹政府接受维和部队;在和一些“流氓政权”打交道之后,中国也开始权衡其中的政治成本和经济风险;中国资方在他国接触过工会、环保组织之后渐渐意识到经商还有社会责任问题。虽然学习过程很缓慢,但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其实正在慢慢改变。一个国家的投资者无需和本国的劳工和环保组织对话、却往往要和他国的劳工和环保组织协商,虽然这有点反讽,但“曲线救国”也是“救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出去”之后影响也许是双向的:在中国向他国输出低劳工权利、低工资、低环保的发展模式时,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在被动地学习他国的人权、劳工保护和环保意识。无论中国政府是否承认,在一个政治和经济相互渗透的世界里,“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的观念,不仅不对,也是不可能的。
有多少资本主义可以重来?
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1942年,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又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资本主义能存活吗?不,我认为它不会。”当然熊彼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不认为资本主义消亡会是因为经济失败,但他认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创造、滋生和鼓动社会骚乱”。
距马克思的预言已经一百多年,距熊彼特的预言也有近70年,资本主义的死亡却迟迟没有到来。事实上,纽约的寒冷街头,人们排队等候iphone的最新型号;饮食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国,麦当劳却从首都一路开到了县城;一部好莱坞最新电影,在欧洲、巴西、土耳其、南非,处处门庭若市……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消亡,它正花枝招展地满世界游荡。
所以,当今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游行中,又出现“资本主义不行了”(Capitalism Doesn't Work)这样的口号时,也许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不必惊慌失措,他们完全可以伸个懒腰,说:哦,资本主义又死一次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媒体上到处是“西方那一套不灵了”这种说法。但如果我们把这次金融危机放在资本主义的长线历史中去看,那么结论也许不必那么耸人听闻。就美国来说,建国以来共有过大大小小的经济衰退近50次,其中著名的有1857年恐慌,1893年恐慌,1907年恐慌,1920年萧条,1929年大萧条……而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滞涨,2000年初IT泡沫破裂引发的经济衰退,更是令人记忆犹新。一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写道:“资本主义之所以如此成功,部分是因为它允许亏损甚至破产,是失败的可能性创造了成功的机会。”这样说来,经济萧条不但不一定是问题,甚至承担给经济重新洗牌的功能。
那么今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杞人忧天多此一举?未必。首先,和二战以来的历次经济衰退相比,这次危机格外严重,8%以上的失业率已持续三年,GDP跌落的幅度也是二战以来所未有。最让人不安的则是经济不平等的明显扩大。据统计,从1979年到2007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税后真实收入增长了275%,前20%收入的其他家庭收入增长了65%,中间60%家庭增长了40%,底层20%却只增长了18%。1979年最富裕的1%家庭税后收入占全民收入的8%,今天则占17%,翻了两倍。收入差距的扩大——如果伴随着底层收入的逐步提高——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未必是个致命问题,但它撕裂社会,破坏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共同体意识,难怪占领运动最响亮的一个口号就是“我们属于99%”。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则恶搞林肯的名言,将美国的状况描述成“1%有、1%治、1%享”。
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一次集中表达。如果说民主制度具有纠错的弹性,那么这样的示威游行,就是给这种纠错机制提供信号。有人从占领运动中看到的是混乱和动荡,但它同时体现的也是一个允许民众自由表达观念和利益的制度的健康与活力。不断深入的全球化、推陈出新的金融创新是人类从未航行过的“新海域”,在新海域航行碰到礁石不可怕,可怕的是船只的报警机制失灵或者船长装聋作哑。从这个角度来说,喧哗的政治比静悄悄的政治更有生命力。
事实上,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一次次“死而复生”,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一代代美国人在不断“占领华尔街”,“从资本家手里拯救资本主义”。从1877年铁路大罢工到1894年普尔曼罢工,从上世纪初的红色浪潮到60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民众一直在占领各种各样的“华尔街”。无论是进步主义时代劳工条件的改善,还是罗斯福新政时代社会保障系统的启动,及至约翰逊伟大社会时代扶弱济贫医疗体系的建立,可以说都是各种形式“占领华尔街”的成果。这些福利措施的经济效益也许可圈可点,但是它们对于确立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合法性乃至弥合整个社会的精神裂痕,却是功不可没。
然而,数次蜕变之后的资本主义由此也面目全非,它不再是一个气势汹汹的壮汉,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和颜悦色的妇人。哪怕是美国这样被视为“新自由主义”代表的国家,其福利和社会保障开支也占联邦政府开支一半以上,各种帮助低收入者的教育贷款、住房补助、减免税费更是层出不穷。正是资本主义这种“见风使舵”的弹性,帮助它逃过马克思和熊彼特的预言,不断东山再起。
但也正是资本主义的这种华丽转身,使得今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显得“拔剑四顾心茫然”:我们不满,我们愤怒,但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属于99%”喊起来固然响亮,但那“1%”真的恶贯满盈?一群左手握着iphone,右手端着星巴克咖啡,身上穿着Walmart买的牛仔裤,中午要去吃麦当劳的人,愤怒声讨创办管理iphone、星巴克、Walmart和麦当劳的“1%”,多少有些滑稽。事实上虽然2005年最富有1%家庭的税前收入占总收入的21. 8%,但是这部分人上交了美国联邦收入税的40%,联邦全部税收的28. 1%。相比之下,由于各种减免,目前美国底层47%家庭不交联邦收入税。难怪“我们属于99%”这个口号流行起来之后,就有另一部分民众发起了“我们属于53%”这样的口号——意思是:我们努力工作,我们依法纳税,我们通过工作而不是撒娇来增加财富,你呢?
同样重要的是,虽然美国收入差距在拉大,但社会仍具有相当的流动性。经济学家索维尔在一个研究中指出,大多1975年属于底层20%收入的人后来也在某个时点进入过顶层20%收入阶层,只有不到1%的美国人一直处于底层20%。另一项研究则表明,从1996年到2005年,仅10年就有四分之三属于顶层1%收入阶层的人“掉出”了1%阶层。也就是说,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固定在某个收入阶层里,美国这个推崇个人奋斗的社会仍具有相当的流动性。
有趣的是,很多属于“1%”的富翁在这场运动中站出来为“99%”说话。巴菲特多年呼吁政府多征自己的税,富豪好莱坞演员们声援华尔街运动屡见不鲜,有些富翁干脆创办了“财富为公益”这样的组织,专门号召政府给自己加税。这样一来,运动就更难把矛头集中到那“1%”了。事实上10月中的一项盖洛普调查显示,当问及政府和金融机构谁更需对经济危机负责时,64%的美国人选择了政府,只有30%的人选择了金融机构。
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风起云涌,但它的目标却模糊不清。示威者希望“严惩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但危机的部分原因是银行家的过度投机,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政府为满足普通人住房需求而压低贷款标准——当初获得低价房贷时“同去同去”了,今天危机了却愤怒声讨,似乎也不太地道。而且,具体应该严惩谁呢?什么罪名?当被问及为什么政府没有起诉“贪婪的银行家”时,连奥巴马总统都说:虽然这些人的行为不道德,却未必违反了法律。示威者愤恨CEO和银行家们收入太高,但是私营企业给CEO们多少工资,这是公司董事会的决定,政府不能插手。他们呐喊应该给富人加税,但如前所述,富人的税收其实并不低。他们指责政府不应该花那么多钱挽救华尔街,但是当初的救市资金并不仅仅是为了挽救银行家,而且是为了稳定经济形势,避免银行破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他们提出政府应该加强银行监管,但是加强监管的Dodd-Frank法案已经于2011年通过……虽然这些方面的确还有可以作为的空间,但是技术性的故障似乎难以支撑排山倒海的愤怒。无论如何,占领华尔街运动看上去都像是一次找不到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在21世纪反抗资本主义似乎有些生不逢时。
但是,难道资本主义在21世纪就高枕无忧吗?当然不是。正如欧洲各国财政危机所揭示的,今天西方的当务之急并不是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割裂,而是超前福利导致的财政危机。用“占领华尔街”来应对“过度福利”的挑战,相当于用吃得更多来治疗肥胖。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各国政治家乃至民众当前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是克制持续膨胀的福利冲动来实现财政的平衡,还是继续寻找“阶级敌人”将一切经济问题政治化?如何在保持经济活力的情况下维持社会的凝聚力?老实说,这不是对资本主义的考验,而是对西方民主制和公众理性的考验。这样说来,马克思和熊彼特似乎又没有过时,他们的预言依旧像乌云一样徘徊在资本主义的上空,随时准备化作“席卷旧世界”的倾盆大雨。
新自由主义的两种命运
上个学期我给学生出的作业题里面有一道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能否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结果学生写了一篇义愤填膺的文章讨檄“新自由主义”,说中国的改革跟“新自由主义”毫无关系,而恰恰是政府主导经济变革的成果。
我说你这有点违反常识,虽然中国的经济变革是政府引导的,但是引导的方向是自由市场,你看看中国30年来的经济自由度的扩大,再看看30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瞎子都能看见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学生只好承认,她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她实在找不到肯定新自由主义的文章和书籍,几乎所有她找到的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论述,都对这个概念咬牙切齿,她也只好依葫芦画瓢。
也是,确实不能责怪这个学生观点的偏颇。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在英语学术界里,尤其在人文学科界,“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几乎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贬义词。很多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比如乔姆斯基、斯蒂格勒都似乎与这个词不共戴天。再加上“新自由主义”这个词经常跟“华盛顿共识”、“美国政府”、“美国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等联系在一起,与伊战激起的全球反美情绪相呼应,政治反美和经济反自由化互相激化。连中国的知识界似乎都受其影响,时不时就有学者振臂高呼要打倒“华盛顿共识”。
但这事一直令我纳闷。
据说新自由主义的四项核心是:贸易自由化、减少政府经济干预、通过财政紧缩来控制通胀、企业私有化。这种自由主义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完全与“旧”自由主义一脉相承,但因为当前的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在凯恩斯主义挑战之后的复兴,所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撒切尔、里根和皮诺切特——也许现在还可以加上印度的辛格。搁置这几个人里面某些人的政治污点不说,他们的自由主义政策在经济方面都相当成功——这已经是得到相当承认的事实。知识分子们得多么无视现实,才会把改善了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生活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说得一文不值。
需要指出的是,事实并不像批评者——姑且称之为“新国家主义者”吧——所说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经济成功仅仅让“一小撮精英”受益。就拿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使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两亿多,这两亿农村人口属于精英阶层?不可否认,现在中国贫富差距已经大到危险的地步,但是这种贫富悬殊,其中多少是因为自由化市场改革,又有多少是政治制度漏洞导致的贪污腐败和不公平分配制度?毕竟,新自由主义只是一系列经济政策,它不能够、也不应该替代必要的政治改革。
当然当前对新自由主义的流行批判也不是空穴来风。前苏联和东欧、非洲、拉美都经常被当做例子,证明“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不过,苏东地区在转型初期呛了几口水之后,现在似乎学会了在“新自由主义”中游泳,而且游得还挺快——近年来东欧各国平均增长率都在4%-7%左右。改革、开放、发展、争先恐后地入欧盟,所以“新国家主义者”在那里似乎已经失去了阵地。
非洲这块阵地似乎也不大牢固。虽然80年代末以来国际金融基金、世行的“结构调整项目”(往往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代名词)在非洲遭到了失败,但是,哪个药方没有在非洲遭遇失败?五六十年代非洲各国刚独立时,最先拥抱的恰恰是社会主义经济思路,传说的乌托邦却并没有实现。后来半个世纪,各种国际援助纷沓而至,也往往无功而返。非洲简直就是各路经济学家的“百慕大”,开一个药方栽一个药方。
于是拉美就成了“新自由主义破产”的最有力证据。不错,从80年代末开始,不少拉美国家开始尝试“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但是东亚式的经济奇迹却没有出现,经济增速缓慢不说,两次大的金融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几乎让新自由主义信誉扫地。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失去市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近年来拉美各国连连出现左翼势力回潮、左派政党在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等国连连得胜。
但是,拉美现象需要更仔细的观察。首先,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拉美也不是一败涂地。智利始终是拉美最坚持自由经济政策的国家,但是其经济始终保持良性增长。巴西、秘鲁以及1994年以后的墨西哥也始终实行温和的自由经济政策,经济也稳步增长。就算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这样通过国有化、提高关税来收缩经济自由的国家,收缩的程度也非常有限。即使委内瑞拉,也还是需要通过“资本主义贸易体系”来卖石油;尼加拉瓜的前革命家奥特加当选总统之后表示他已经放弃原来暴力土改的主张;阿根廷近年的经济复苏恰恰是因为政府严格控制开支……“国家主义”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
其次,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与其说是一小撮自由经济原教旨主义者四处“传福音”的结果,不如说是拉美各国自身战后的“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政策走到死胡同之后的一个政策反弹。与东亚各国的“出口发展战略”不同,拉美战后一直在采取“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结果东亚各国通过“比较优势”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乘风破浪,拉美却因为坚持“自力更生”成了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孤帆远影。“新国家主义”者试图制造一种印象,似乎新自由主义把好好一个拉美给糟蹋了,事实是,改革的起因恰恰是拉美各国的经济困境和滞胀,像阿根廷、玻利维亚等国,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前,通胀率都达到了2000%,因为撞了南墙,所以必须回头。
再次,新自由主义和拉美经济发展受挫的关系到底有多直接,也可圈可点。墨西哥和阿根廷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都是政府向国际金融市场过度借贷的后果,加上政府征税能力不足以及腐败成风,终于导致危机。但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并不必然导致过度借贷、收税能力、腐败这些配方,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其他地方的“新自由主义”没有酿成金融危机。甚至有人认为阿根廷、墨西哥、玻利维亚等国的问题恰恰在于“自由”得还不够,比如,据《纽约客》报道,在玻利维亚“成立一个新公司需要59天、15个程序、人均年收入两倍的费用”,这样的体制,是太自由还是太不自由呢?所以有人说,服药药量不够,不能怪药本身不好。
新自由主义在欧美、中国、东亚、南亚似乎成果显著,在东欧、非洲、拉美却走得跌跌撞撞,为什么同一个药方,却会有两种不同的命运呢?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说到底只是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而政策只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经济政策就像一条鱼,能不能养好,除了取决于鱼本身的生命力,还要取决于鱼塘里的水质,而影响这个“水质”的因素,包括政治制度、历史、文化、教育水平、传统、地理位置、人口构成等等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国家引进自由经济制度的时候,还需要在政治、法律、福利政策方面做一系列的配套改革,通过经济自由来实现发展,通过政治民主来保障公平,否则再好的“鱼”也可能被养死。但如果因为一个药方没能“包治百病”,就把它说得一文不值,就不知道是开药的幼稚,还是吃药的幼稚了。
从更人道的到更霸道的
假设有这么一个人,名叫张三。张三有段时间吃喝无度,加上市场上垃圾食品又多,吃完了蹭蹭蹭地发胖,胖到了体重血脂血糖都严重超标的程度。这时候医生说了,你再不减肥就危险了,而要减肥就得少吃饭多运动,这样吧,我给你开个减肥食谱。张三把食谱拿过来一看,上面基本只有蔬菜粗粮,而鸡鸭鱼肉几乎不见踪影,于是他气不打一处来,大骂医生:你这个坏蛋,想把我给饿死是吧?!我以前每天吃一斤肉,现在每天只能吃一两,肯定会饿得头晕眼花,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看出这个张三的问题出在哪吗?他把医生的减肥食谱,而不是他自己以前的饮食无度,看做他挨饿痛苦的根源。
前几天从电视上看到希腊民众大规模罢工游行,抗议政府削减开支,有极端分子甚至杀人放火,我不禁想起了上面这个情形里的张三。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欧式福利国家,与“美式自由主义”相对照,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更人道的资本主义模式。虽然美国的公共开支模式表明它其实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但是欧洲福利模式,一般来说有更大的公共部门和开支,更早的退休年龄和更多的休假时间,更多的劳工保护法令和更高的税收等等。于是,在这种温情脉脉的福利模式中,希腊的“地中海式田园生活”就不足为奇了:希腊的公共部门雇员一年有14个月的收入,宪法保障他们的铁饭碗,58岁就可以退休,退休以后还是一年14个月的养老金,一年至少有一个月的带薪休假,据说很多人一年中有7个月是下午两点半下班。对了,希腊的预算有一半用于公务员的收入和福利,其公务员占人口比例是英国的五倍。
这种福利生活如此诗情画意,简直可以说是世外桃源。但是,天上噼里啪啦掉馅饼这事总是令人生疑:如此惬意的生活,谁来买单呢?希腊政府和人民东张西望,想到了一个字:借。尤其是加入欧盟后利率较低,希腊一口气借了3000亿欧元,直到有一天世界人民惊闻希腊政府预算赤字高达GDP13. 6%、政府总债务则占GDP115%。
借钱的痛苦在于得还钱。随着几笔主要贷款的逐步到期,希腊人的选择只能是:要么赖账不还——但结果很可能是金融危机以及投资者纷纷溃逃希腊,造成经济萧条,福利国家由此萎缩;要么就得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欧盟的贷款,但条件是削减公共开支,福利国家由此萎缩。就是说,希腊人必须在“勒紧裤腰带”和“勒紧裤腰带”之间做出选择。即,希腊人没有选择。
不对,希腊人还有选择。“勒紧裤腰带”和“勒紧裤腰带”是不一样的,区别在于勒紧谁的裤腰带。金融危机和资本外逃伤害的是整个经济和社会,而削减开支伤害的首先是公共部门,根据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当一个政策的受益或者受损对象比较集中,他们组织起来行动的可能性也更大,这也是我们看到希腊街头大规模抗议示威的原因。在政府表示愿意以削减公共开支为代价接受欧盟-IMF贷款之后,示威者发出了怒吼:“凭什么让工人为银行家买单?!”
好响亮的口号,但领取丰厚养老金、一年领14个月工资的好像不仅仅是银行家。虽然“工会”、“公共部门”这种词似乎总是和天然的正义感联系在一起,但在一个利益博弈的政治体系里,它们也仅仅是利益集团之一而已。把人们习以为常的福利给砍去肯定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为了集团利益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将特权当做人权,好像有点霸道。
令人不安的是,希腊问题只是欧美福利国家病的冰山一角。虽然希腊在债务问题上“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但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甚至英国、美国也紧跟其后。有统计显示,发达国家的债务占GDP比例接近100%,而人口老龄化和福利泛化则可能使债务进一步加剧。量入为出本是最朴素的道理,但是将福利视为集体权利而不是个体责任的文化已使很多人失去了这种朴实。对于这些人来说,胖子的问题不是暴饮暴食,而是医生的减肥食谱。
当然对欧美的债务病也不必过于担忧。民众并非铁板一块,也非不可理喻。英国大选中,三个主流政党都允诺上台后当务之急是削减赤字。就是希腊,一边是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另一边也还有“沉默的大多数”。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1%的民众认为IMF-欧盟的救助方案势在必行,而推动该方案的希腊总理支持率仍高达60%。美国前总统福特曾说过:“一个大到能给你一切的政府,势必也大到能拿走你的一切”,想必在假日海滩上晒够了太阳的欧洲人,也会逐渐琢磨出这个道理。
三
书
幸福的与被幸福的
2503年,一个婴儿养育室里。护士们在地板上摆了一堆图书和鲜花,然后把一群长得一模一样的、8个月大的婴儿放到了地板上。婴儿们看到图书和鲜花,飞快地爬过去,拿起来玩耍。这时候,长官一声令下,护士长启动电路装置,一时间,刺耳的警报响起,地板被通上了电,触电的婴儿们在痛苦中痉挛并尖叫不已。过了一会儿,护士长关上了电闸。
“这样的试验大约重复200次左右,”长官微笑着对参观者说,“这些孩子们就会对图书和花朵形成本能的憎恨,他们的条件反射就这样被限定了。”
“限定”,大约是《勇敢新世界》一书中的最关键词汇。在阿尔多斯·赫胥黎笔下的那个美好盛世里,人从受精开始就被“限定”了。精子和卵子在试管里被调制好,不健康的胚胎被“限定”出局,健康胎儿在孵化器里长大。然后从婴儿养育室开始,孩子们一路被“限定”得厌恶书籍和自然、厌恶独处、厌恶家庭、厌恶宗教和艺术,同时被“限定”得热爱集体、热爱消费、热爱滥交。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被限定的方式都一样。美好新世界里,人类被分成了五级,Alpha、Beta、Gamma、Delta以及Epsilon——Alpha被限定得聪明漂亮,而Gamma以下的人不但被限定得矮小愚钝,还批量生产。不过没关系,虽然在那个世界里人有等级贵贱,但是他们都一样幸福——因为无论哪个等级,其接受的“睡梦教育”都会告诉他,他所在的等级最美好最幸运。
这样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吗?
美好新世界的首长穆斯塔法,这样问质疑者“野人”约翰。
有什么人类跋山涉水追求了几千年的东西,新世界里没有呢?经济发展?新世界里如此富足,上至Alphas下至Epsilons,人们不愁吃穿。健康?生物学家们早就把人类限定得不再有疾病。青春?这里人们青春永驻,直到突然死亡。美女帅哥的青睐?这个更不用担心,因为新世界里“每个人都属于他人”,滥交是最大的美德,你要是长期只跟一个美女上床,会成为该世界里骇人的丑闻。
不错,这个世界里没有艺术、诗歌、撕心裂肺的爱情、没有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但是,当你每天都幸福得晕眩时,为什么还会需要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文学艺术往往是为了表达冲突超越痛苦,那么,在一个冲突和痛苦根本不存在的世界里,文学艺术也就变成了社会的阑尾。更不要说“爱情”,那简直是高速公路上突然蹦出来的一头羚羊,如此危险,通通地,限定了之。
所以,这样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吗?
柏拉图估计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新世界里政治家和科学家就是智慧非凡的哲学王。老子估计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这个桃花源里被充分实施。希特勒更是会欣喜若狂,因为将人类的未来当做一个巨大的生物工程来建设,简直是他的毕生追求。还有斯大林,荡漾在新世界人们脸上的微笑,与沉浸在丰收喜悦里的社会主义农民如出一辙,而新世界的“睡梦教育”,简直可以说是对苏式灌输教育赤裸裸的抄袭。所有那些信奉“精英治国”、信奉“稳定高于一切”、信奉“老百姓无非就是关心吃饱穿暖”的人,都会是“美好新世界”的热情粉丝。
这个新世界如此美好,它只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在那里,幸福的人们全都是“被幸福”的。
就是说,在那里,人们的幸福是政治家和科学家呕心沥血的科研成果,与每个个体自己的创造力、情感体验能力、审美能力都毫无关系。民众只需像儿童那样,系上围兜,张口吞下哲学王或者先锋队一勺一勺送过来的食物,就乘坐直升电梯抵达了极乐世界。而精英们为了民众,制作食物既考虑营养,又考虑消化,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有如此鞠躬尽瘁的统治者,民众的个体自由意志完全是多此一举。如果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里,人们为失去自由而痛苦,那么赫胥黎的《勇敢新世界》里,人们则为摆脱了自由的重负而狂喜。真的,如果政治家科学家给民众带来如此丰盛的快乐,民众何必要自己去斗争?就像如果你可以从父亲那里继承一大笔遗产,何必要自己去辛苦挣钱?除非——
你认为得到的过程比得到本身更有意义。除非你不识抬举地认为,通过个体努力去争取幸福比“被幸福”更体现生命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一切精英治国观里读到的是对生命的藐视。当统治者的恩赐被视为民众幸福的源泉时,统治者越高大,民众就越渺小。对有些人来说,幸福如此简单,无非是对着送过来的汤勺不断张嘴,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如此复杂,需要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由于运气和能力,也许耕耘未必能带来收获,但是恩赐来的幸福和捕猎来的痛苦之间,你选什么呢?在幸福药丸索马和跌宕起伏的莎士比亚之间,野人约翰选择了莎士比亚。但是当然,对于美好新世界里的绝大多数人,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无处不在的幸福不由分说,一把把他们给罩住,他们只能躺在幸福的牙缝里,被咀嚼,然后变成一堆残渣,被气势磅礴地给吐出来。
当他们开始用脚投票
1961年8月15号,19岁的下士舒曼在一团铁丝网边站岗,他的西边,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他的东边,也有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后来他回忆说:“我只是在尽责而已,但所有人都在咒骂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难过极了。”可能是他眼神里的惊恐被察觉了。西边的人转而对他大喊:过来!过来!舒曼犹豫了一阵,突然把手里的香烟一扔,向西跑去,纵身一跳,越过铁丝网——
跳到了西柏林。
这是东西柏林被正式封闭的第三天。后来那道著名的柏林墙所在的位置,当时还只是高低不齐的铁丝网。舒曼跳过铁丝网的情景,正好被记者拍下,成为冷战德国的一个经典照片。
在Frederick Taylor的这本《柏林墙》中,舒曼的跳跃是一个意象:书中形形色色的舒曼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跳”到西柏林——有趁着夜黑风高从易北河游过去的,有从下水道的屎尿中爬过去的,有冒生命危险挖地道过去的,有干脆直接冲过去的,当然更多的是通过假证件从关卡穿行。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像舒曼这样幸运:18岁的费希特强行闯关时被当场开枪打死,25岁的杜利克在潜游时遭到机枪追击,慌乱中淹死。据统计,柏林墙有100多个这样的牺牲品。
到西柏林去本来是不用“跳”的,“走”着去就行。但从1949年民主德国建立开始,走着去西柏林并且一去不返的人实在太多了:1953年,40万东德人涌向西德;1954年,20万;1955-1959年,每年25万;1960年,20万……12年里,东德失去了1/6人口。照此下去,东德的社会主义天堂不久就会空空如也了。为了将人民挽留在天堂,东德总书记乌尔布里奇在苏联的批准下建造了柏林墙。对他来说,这堵墙是对西方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肯尼迪却嘲讽道,这堵墙是他对失败的公开承认。
今天回头看西方的60年代,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左翼年代。我看过一个反映西德左翼恐怖组织“红色军系”的电影《Badder Meinhof Complex》,审判该组织时,法庭上广大听众简直可以说是在为其热烈喝彩。掌声虽然热烈,但是鼓掌的人似乎也没有谁穿过下水道爬到东德去。理想主义青年们也许会高举乌托邦标语喊口号,但是他们的双脚却精明地留在了腐朽的资本主义。
好在这世上有“用脚投票”这事,让我们能够拨开口号的迷雾去判断制度的优劣。世界头号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痛批西方的书尽可以永远占据排行榜第一,G20或者WTO开会时示威者尽可以一次一次宣布资本主义死刑,但是非洲人、拉美人、亚洲人往欧美移民的脚步却不会因此停止。人类的头脑充满智慧,但是我们的脚却自有它的主张。它不善于表达,但爱自由,而且嗅觉无比灵敏。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比我们高举标语的手、能言善辩的嘴、荷尔蒙涌动的头脑更诚实,因为它有足够的谦卑去屈从常识。
应该说,和兄弟国家相比,东德真够倒霉的:它的统治并不比它们更严酷,不幸的是从地缘上来说,这座天堂离人间太近。制造幸福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增进福利,一种拉紧窗帘指着墙上画着的那张大饼说:看见没,这就是天堂。后者显然比前者要简便得多。但可惜50年代东西德之间没有窗帘,当东德人瞥见窗外的西德人拿着真的烧饼走来走去时,墙上的那张烧饼就不再有说服力了。
这本书读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当时东欧各国的统治程度真“薄”。从1953年东德政府朝示威工人开枪,到1956年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从波兰的抗议到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东欧政府可以说基本只是靠强力勉强将其政权“糊”在一起——甚至连强力都是从苏联借来的。我们知道,世界有一种富人“穷得只剩下钱”,套用这个句式,世界上有一种强权,“虚弱得只剩下暴力”。如果那些东欧领导人知道另一国的领袖可以在几千万人被饿死之后还享受民众如痴如醉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肯定会大惊失色进而妒火中烧。
书里有个情节颇有趣。在一个横跨东西柏林的建筑里,一个东德人试图从二楼窗口跳到楼下的西柏林。楼上,东德警察从窗口拽住他的胳膊,楼下,西德人则从下面拽住他的脚踝。“一场拔河比赛就此展开,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重力在西德人一边,这个逃跑者取得了胜利。”我想,在这里,作者的“重力”一词,也许可以做很多意味深长的解释。
成圣又如何
张宏杰是真喜爱曾国藩。在新书《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他把曾国藩刻画成一个正直又不乏圆通、清廉却也有挣扎、智慧但又有点笨拙的学习型人才。正直、清廉、智慧固然是正人君子的题中之意,但是圆通、挣扎、笨拙则给他增添人性的质感——高大全这款男人早就out了,据说现在流行的是“缺陷美”。
我也禁不住喜爱曾。在读张宏杰的书之前,我对曾国藩的全部知识只是:这是一个勤奋奔波于全国各大地摊、给各界小爬虫带去希望的成功学专家。如果有幸活到今天,一定会以“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为题去各大高校巡回演讲。但是读张宏杰的书,我知道了这其实是一个谦虚谨慎的老头儿:“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世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说得真好。
我还喜爱他的诚实。面对如雷贯耳的史书,他有如孩子面对皇帝的新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廿三史除马、班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杖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我们知道,诚实,尤其是面对权威保持诚实,是需要勇气的。
当然他最大的优点是坚守原则。当大官,从京城翰林当到直隶总督,他不肯收礼。搬家的时候,有知府给他送去家居用品,他只收下七张草席。又有军官给带去十六包大礼,他只收一顶小帽子。到最后,堂堂直隶总督,连家里喝点黄酒,都要上街去打:“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亦每斤零沽”。仔细想想,这事不容易做到。“良知”就没有打瞌睡的时候吗?“婉拒”一天两天容易,“婉拒”一辈子难;自己“婉拒”容易,家里的妻儿老小、门房巡捕都“婉拒”难。曾国藩能一辈子做到这个份上,起码可以追认共产党员381次。
据说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做“日课”。什么叫“日课”呢?就是成天跟自己过不去。参加饭局耽误了读书,检讨。看见漂亮女人多瞧了两眼,检讨。说话急躁跟人吵架,检讨。言辞虚伪言不由衷,检讨……“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看来,“罪感”和忏悔意识并不一定需要上帝的指引,只需要一颗永不停歇追求“成圣”的心。这样说来,一百年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也不是没有历史渊源。当时全国人民都成了曾国藩,“斗私批修一闪念”。自虐,我是说,自我鞭策,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个体“成圣”与否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们真的需要圣人们治理国家吗?还是,我们只需要一群正常人和一个好的制度而已?“成圣”是儒家这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但终究只是一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西人说:Think outside the box.
今天看来,曾国藩至多只能算是一个“体制内改革家”。但如果“体制”本身错了,再改有何用?甚至可能是,越改就越是拧紧了一个错误体制的螺丝钉。虽然曾国藩做了一辈子的“日课”,今天为少读一本书、明天为多参加一个饭局而痛心疾首,他有没有为命丧湘军的成千上万人而痛心疾首过呢?我好奇的是,有没有一个月光之夜,他站在江南水军战船的船头,面对对面的太平军,突然“课”到这一层:老子在这里杀来杀去,有啥意思呢?其实那边也都是些穷困潦倒的老百姓,比紫禁城里那位少爷无辜多了,不如划船过去,一起划拳喝酒?
儒家的士大夫里,以“成圣”为毕生追求的岂止曾国藩。从前,有一个老头儿,他叫方孝孺。后来,他死了。从前,又有一个老头儿,他叫海瑞。后来,他也死了。他们都死得可歌可泣,壮怀激烈,永垂不朽。但是,扫兴的西人又说了:我不会为自己的信念去死,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
但是士大夫们肯定自己是对的。岂止是对的,完全就是大义凛然的。他们愤恨“玩物丧志”,却没有想过,沉迷于“玩志”也可以丧“智”。他们用“礼”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笼子,这个笼子不仅仅把民众,更把自己,甚至把皇帝都给装了进去。当年贪玩的正德皇帝想去南方,他们不肯。几百个官员跪在午门外哭天抢地,就是为了阻止一个少年出门旅行。这大义凛然,毛主席讲话了,叫“本本主义”。
“本本主义”还只是追求“成圣”的良性后果,更多人在“成圣”的压力下成了贪官。也是,你给人家工资发的是一年二百两,但是京城的生活费是四百两,还要几千两“炭敬别敬节敬冰敬”各路人马,不贪怎么办?规则不够用,潜规则来替补。“以德治国”的危险在于,过于动听的口号由于缺乏可操作性而必然导致弄虚作假。所以,与其对人性有过高的期待追求“成圣”,不如放低期待,承认人的局限性:同样是自私自利,公开透明地自私自利至少比把人逼到黑箱里自私自利要好,因为前者至少可以朝规范和管制开放。这才比较接近“科学发展观”。
当然,就像一个人不能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离地面,四书五经里泡大的曾国藩也不大可能“think outside the box”。思想资源决定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决定游戏规则。英国的著名自由主义者密尔与曾国藩年龄相仿,他们在中西方走过了同一个时代,当密尔写下“今天这个时代,自主思考、独立行动就是造福你的种族”时,曾国藩却在悲观地哀叹“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在一个冲下悬崖的汽车里,再好的司机也无力回天。正是因此,到晚年,曾国藩“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一想到在那样无望的时代,曾国藩还奋发图强,对他的钦佩不禁如滔滔江水。转而又想到,即使是以他的奋发图强,也只能哀叹“天命”之不可违,却从未抬头观望天窗外的璀璨星空,又觉得个人面对历史,还真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红旗未曾下过这只蛋
我读中国历史很少。最主要当然是因为懒,但隐隐一直还有一层原因。中国史的写法——无论是古代的正史,还是当下的戏说——大多都充斥着那种“皇上听了奸臣的谗言,杀害了忠臣,然后王朝就垮了”的“忠奸”历史观。我不相信历史靠“忠”、“奸”二字可以得到解释,事实上我觉得“忠”、“奸”式历史观背后包藏着很坏的政治观——这种历史叙事里既缺少“限制权力”的意识,也罕见“个体权利”的位置。所以潜意识里,我一直隐隐认为国史读得越多,脑子坏得越快,就像如果一桶牛奶里含有三聚氰胺,喝得越多中毒就越深。逃避读国史,部分是出于精神上的自我保护。
但读刀尔登的文字,我却没有戒备之心。在我有限的阅读体验里,这是难得的不含三聚氰胺的中国历史。岂止无毒无害,里面还加了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与网上很多资深的“三七”粉丝不同(刀尔登原来的网名叫“三七二十八”),我并不知道刀尔登在网上早已享有盛名,更不知道他象征着某种隐秘的阅读品味。我孤陋寡闻,得知刀尔登才一年左右,还是蹲在厕所里读《新世纪》的专栏偶尔撞上的,撞上了之后立刻决定不上厕所了,开始搜寻他更多的作品。
在我眼里,学历史的人,专业学者也好,发烧友也好,学“进去”的多,学“出来”的少,刀尔登却是少有的学进去又学出来的人。学进去的人多半喜爱钻研史料,泥牛入海一去不返,尤其热衷于和其他学进去的人PK谁掌握的史料更偏僻细致,郑和下西洋的船舰到底长宽多少米,《吕氏春秋》里第十行第三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哪些古代诗人使用过“自由”这个字眼……学历史学到那个份上当然不易,对于我们这些历史知识少得可怜的人,读这样的历史基本上和围观杂技表演没什么区别,看的就是个惊险。不过,技术精湛固然令人叹为观止,但要说那样的杂技表演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乃至理解我们自己有什么用处,好像也说不上来。而刀尔登却能钻进浩渺的史料,又从里面钻出来,用反思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的波涛汹涌。
所谓反思的眼光,就是从那种“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忠奸观抽离出来,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中被颠倒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集体与个体关系,道德与制度关系。讲东林党之痛恨阮大铖,刀尔登说中国历史上这种长盛不衰的“捉坏蛋运动”,原因并不是什么“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而是缺乏制度想象力的儒士们要为政治失败寻找替罪羊。讲孟子的民意即天意,他提醒读者,“别忘了,孟子书中的民,只能集体地做两件事,一个是等,‘若大旱之望云霓’;一个是列队欢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说到皇朝延绵不绝的统治基础,他指向东汉以来地主阶层的儒化,“土财主派儿子去念书做官,白胖胖的一个孩子出去,回来已变成儒士”。讲传统政治中“教化”之功效,他拿历代农民起义军的残暴程度相比,“讽刺的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教化人民为任,何以越教越坏呢?”讲知识分子们的亡国之恨,又说“在平民看来,顺康年间,除了头顶上多根辫子,生活和从前,也没很大的不同,风俗依旧,人伦依旧,豆腐也还是原来的味道”。这样的“修正主义”历史,在我这个无可救药的个人本位主义者看来,才不至于读坏了肠胃。
当然刀尔登的文章好读,不单是因为道理澄明,还因为文字筋道。正如一件好衣服既要款式好,也要面料舒服,好的文章既要有道理,也要文字美。优美的文字有音乐感,刀尔登的文字就有难得的音乐感:有节奏,不徐不疾,完全没有时下“愤青”的燥热感,更没有当今文人们纷纷引以为豪的市井气,好像他所置身的环境对他的文风与思维方式毫无影响,似乎他不是“红旗下的蛋”。前一段刀尔登刚出一本又古怪又雅致的小说,叫《七日谈》。读完之后,我觉得这书完全不像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人写的,倒像是一个活了一千年又在沙漠里修行了一千年的老头突然开口说了话。大约历史读多了,人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要求的尺度就不再是当下。“此时此地”对于他,无非是游荡于古今中外的旅途中暂时寄存自己的柜台而已。
据说刀尔登当年北大毕业后,主动放弃了在北京工作的机会,回到石家庄。在石家庄工作数年后,又放弃了体制和单位。现在虽然以写文为生,但似乎也不混任何“文人圈子”,自己跟朋友喝酒下棋。有人说他是“隐士”,我却不觉得他有要成为一个“隐士”的刻意,也没有“隐士”们那种自我陶醉的表情,无非是找一个舒服的姿势活着而已。一个人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这种能力很让我妒忌,但我同时也高兴他找到了自己的“合理生活”。大约只有“合理地生活”的人才能写出这么从容的文章,自己愉快,也让我这样的读者愉快,那种走在一个初夏的黄昏微风迎面吹来空气中有暗香浮动的愉快。
那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那么,您这位中央委员,为什么不挺身而出捍卫改革呢?”1977年,斯塔夫罗波尔党委书记戈尔巴乔夫追问总理柯西金为什么没有坚持国企改革时,柯西金这样反问他。
8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成了苏共总书记。由于始终笼罩在上述问题的阴影中,他决定利用自己的职位走出这个阴影。这一走他走了很远,他精简党委让党委退出经济,他平反政治犯放开言论管制,他让立法机关自由选举,他放开私有经济,他停止军备竞赛从阿富汗撤军并且在柏林墙倒塌之际一反“老大哥”的做派,说: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当一个叫做苏联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时,人们开始抱怨他走得太远了。
最近和一个小朋友谈到戈尔巴乔夫,小朋友道:啊,那个搞垮苏联的人!“那个搞垮苏联的人”,就是历史对这个老头的结论。他已经戴着这顶帽子过了20年,还将戴着它度过余生,在“由人民书写的历史”上,他将永远是那个“搞垮苏联的人”。
我对这位小朋友说:没有一个人能搞垮一个国家,能搞垮一个国家的,只有这个国家的制度本身。“问题不在于戈尔巴乔夫想不想搞垮苏联,而在于当他‘搞垮’苏联的时候,人民群众怎么就答应了呢?”
人民群众岂止答应,在立陶宛,在格鲁吉亚,在阿塞拜疆,甚至在莫斯科,民众风起云涌地推动了苏联的垮台。雨果说: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它。这话的反面是: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挽留它。戈尔巴乔夫没有搞垮苏联,他只是给正在垮掉的苏联最后吹了一口气而已。
苏联的经济增长二战之后基本在逐年递减。1946-1950年GNP增长率8. 9%;1961-1965年4. 8%;1971-1975年2. 9%;1981-1985年则为1. 7%。不错,戈时代经济继续下滑,但这不过是继承了前辈“传统”。问题不在于斯大林是个经济天才,其他人是笨蛋,而在于这种靠政府投资拉动和技术模仿实现的经济增长本来就不可持续。70年代初苏联实力最接近美国时,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1/3,军工占国民产值的40%。
更不用提布拉格之春阿富汗战争乌克兰饥荒以及古拉格群岛了。
当然在一个观念的过时和消亡之间,还需要一个推动力,还需要一个人,一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你会对这位老头产生同情。1985年他接过一块滚烫的石头,他可以将这块石头放手,也可以将它传下去。就是说,在砸自己的脚和别人的脚之间,他只能二选一。如果选择放手,他无法向列祖列宗交代。如果传下去,他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也正是因此,你又会对他产生敬意。他选择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在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里爬行了几十年,爬到顶峰,却一脚踹开了这个机器,而这个机器的倒塌也意味着他自己的坠落。
为什么激进改革呢?为什么不渐进?很多人对此不能释怀。但是自由的性质类似于死亡。你要么死了,要么没死,你不可能“有点”死了。当政治自由被打开一个口子,它就会一泻千里。你不可能对着人群甲说你可以拥有言论自由,却对着人群乙说你不能。我可以想象保住党国苏联,却难以想象保住它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方式。
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始料不及之处。他以为他可以放开管制同时强化专政,但多元社会和权力垄断不相容。他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支撑这个空心帝国,还是捅破那层纸。最后他说,如果不是我们,是谁?如果不在此刻,又待何时?
如果追求自保,他可以继续趴在那个官僚机器上打瞌睡,但不幸的是,他在官僚机器的鼾声之外还听到历史的轰鸣。欠账的是别人,还钱的却是他。欠了70多年账,当然不可能一夜还清。于是,在“人民书写的历史”上,他成了那个企图还债却又还不起的笑料。站在东德街头对戈尔巴乔夫高呼“戈比我们欢迎您”的是人民群众,哀叹他背叛苏联的也是人民群众。历史,我们知道,它水性杨花又冷酷无情。
底线时分
除了早年的一次警民冲突事故,曼德拉从来没有挨过打。这本700多页的《曼德拉自传》读下来,我不无惊奇地发现,这个反政府50年、坐牢近30年、长期倡导武装斗争的“乱匪”,落到白人种族主义统治者手里之后,竟从没挨过打。
有一次几乎被打了。那是1963年5月,曼德拉刚进卢本岛监狱时。狱警要求这些新来的犯人跑步前进,曼德拉对一个狱友说:这可不行,一旦开了这个言听计从的先例,以后就任人宰割了。于是他和这个狱友走到队伍的前面,不但没有开始跑步,反而放慢了脚步。狱警勃然大怒:“听着,我们可以杀了你,你的家人不会知道这里发生了些什么!”曼德拉答道:“你们有你们的职责,我们也有我们的。”边说边慢悠悠地走到了牢房里。狱警只好灰溜溜地跟了进去。
另一次情况更奇特。那是1975年,曼德拉关押在卢本岛的第12年。那天他和监狱长为他的妻子维尼来访的事发生争执。争执中,监狱长对维尼出言不逊,把曼德拉给惹火了。“我从座位上站起来,绕过桌子向他走去。监狱长向后退去,但我及时控制住了自己,忍住了没有用拳头而只用言辞教训了他,我是个反感说脏话的人,但是那天我违背了自己的准则。”注意,在这段描述中,曼德拉是那个几乎动手打人的人,而监狱长则在惊恐中“向后退去”。
这些事情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第一,南非那些种族主义者是坏人,因为他们把一个反种族隔离的斗士给关进了监狱;第二,他们又坏得不成气候,因为他们还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不随便打人。当坏人在使坏但又坏得不成气候时,好人就有了可乘之机。曼德拉就是在种族主义者的道德之下、底线之上的这块空地上施展身手,领导南非人民“站起来了”。
我为什么会对曼德拉有没有被打这个细节特别留心呢?这是因为“打人”是近来一些热点事件的关键词。比如最近有媒体报道,有个叫倪玉兰的律师因为抵制强制拆迁被打成终身残疾,还有湖北某干部夫人因为顽固上访而被警察打成重伤,再联想到几年前魏文华因摄像野蛮城管被当场打死,孙志刚因为没带身份证被打死,以及近年无数离奇的“看守所死亡”事件……这些事情让我意识到,有些人是没有底线的。所有蔑视自由的制度都盛产混蛋,但是一些制度比另一些产出的混蛋成色更高一些。
孔子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人要有底线。底线对不同的人来说,高低当然不同。比如拿吃东西这事来说,纯素主义者,出于动物保护理念,不但不吃肉,连鸡蛋牛奶都不吃;素食主义者次之,底线是不吃肉;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肉还是要吃的,但是如果该肉来自于可爱的小猫小狗时,就会忍不住皱起眉头;对于很多人来说,吃点狗肉也没关系,但是听说有人敲开活猴子的脑袋吸脑髓或者把狗熊终身囚禁每天插管子取胆汁,多半也会感慨两句“没人性”……令人困惑的是那些对敲开活猴子的脑袋或者把狗熊变成胆汁机无动于衷的人,这些人,他们的底线在哪里呢?
同样,政治操守的底线对于不同的人高低也不同。比如,有的人底线比较高,可以为他人的痛苦——比如走失的黑窑民工或无处伸冤的访民——奔走呐喊,可谓“主动行善”;有些虽无心做个维权活动家,但至少洁身自爱独善其身,可以说“不行善亦不作恶”;有些人则属于“被动作恶”,在体制内随波逐流,能升官升官,能发财发财,能混注水文凭混注水文凭,要是“单位”发个来路不明的3000块超市购物卡,肯定喜出望外地去买了盼盼法式小面包或者欧莱雅化妆品因为“你值得拥有”。但即使是这种人,要让他去打残一位女士打死一个路人,多半也会摇头……那么,那些把倪玉兰、孙志刚、魏文华打残打死的人,那些“主动作恶”的人,他们的底线在哪里呢?
我很好奇那些没有底线的人。对于这些人,我的好奇甚至多于愤怒。比如,那些打残倪玉兰甚至不允许她使用拐杖的人看着她每天在地上爬行时,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呢?比如,一个法官给“发帖犯”范燕琼判刑甚至不允许瘫痪的她取保候审时,脑子里又在想些什么呢?每次我试图想象这些人的心理活动时,眼前就出现一个巨大的黑洞。这些人小时候也爱吃冰淇淋吗?他们每个脚的脚趾头会不会是8个呢?以及,他们会不会在夜深人静时突然从脑袋里掏出一个插头来充电呢?
相比之下,曼德拉要幸运多了。不但狱警不敢动他,很多“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简直是他的卧底。1956年政府以叛国罪起诉他时,审了4年,最后法官竟本着司法独立的原则宣布他无罪。1964年政府再以煽动暴力罪起诉他时,这次因为他组织武装斗争证据确凿,法官宣布其有罪,但也顶住压力未判其死刑从而保住了“革命的火种”。有一次庭审之前,公诉人突然撂摊子不干了,他跑过去跟曼德拉握手,说: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不想把你给送到监狱里去。
“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显然,这些人在制度中随波逐流时,漂着漂着突然触到了一种叫做底线的东西。他们低头一瞧,这是哪儿呀?再伸手一看,这上面都沾满了什么东西?于是他们想,老子不干了。这种“老子不干了”的底线时分,很多人都遭遇过。电影《他人的生活》里,韦斯勒当了20多年特务,在被其窃听对象真挚的爱情打动之后,遭遇了这个时刻。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当托马斯被当局要求自我批判时,也遭遇了这个时刻。一直又红又专的林昭在“反右”中也撞上了这个瞬间。还有一位老人,某年某月某日在听说他必须支持某种重型交通工具进城时,也站起来走了人。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一辈子也不会遭遇这个时刻,他们在作恶的道路上一往无前春风得意马蹄疾。有位小说写手曾悲悯地写道,这个世界上并无一人值得鄙夷。不那么悲悯的我却觉得,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些人令人鄙夷。对这些人,这些穷尽其灵魂也听不到“咯噔”一声的人,我又好奇又鄙夷。
超越那些“想当然”
2004年,《外交季刊》登过一篇文章《一个正常的国家》,作者是学者Andrei Shleifer和Daniel Triesman。他们针对当时西方媒体、学者和政治家将俄罗斯的情况描述得一团漆黑的情况,试图论证俄罗斯的情况虽然不那么好,但其实也不那么糟,是个“经济中等、政治凑合”的“正常国家”。之所以那么多人唱衰俄罗斯,大约一则是因为很多人还是把注意力停留在俄罗斯刚开始转型的那几年,二则因为苏联的历史地位,人们对俄罗斯的预期太高,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它。
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俄罗斯——乃至转型后的中东欧地区的,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媒体和学界谈到转型后的前苏东地区,也是条件反射般地将它与“乱”、“崩溃”、“衰退”、“动荡”、“教训”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很多中国人的脑海里,因为苏东的经历,“转型”成了“狼来了”里面的那个“狼”。
金雁的新书《从“东欧”到“新欧洲”》就是试图帮我们摘下有色眼镜,“用发展的眼光”,去观察和了解一个正常化的中东欧。换句话说,这是一本挑战迷思、破除成见的书。
成见之一就是转型之后,中东欧各国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民不聊生。由于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动和贸易体系的重组,很多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的确经历过经济萧条、通胀飙升的阶段,但是转型的阵痛在90年代中期之后逐步让位于正常的发展。事实上过去十多年,除了金融危机时期和个别国家,大多中东欧国家都经历了相对高速的增长。比如,就人均购买力GDP来说,世行数据显示,捷克1990年是11209美元,2010年则达到25232美元;匈牙利则从8778美元上升到19764美元;波兰从5473美元升到19059美元;俄罗斯从9119美元升为18963美元;就连经历过战火的塞尔维亚,人均购买力GDP都从1997年的6407美元(最早可得的数据)上升为11719美元……也就是说,过去20年,大多中东欧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准基本实现了翻番。中国由于起点低,经济增长更快,但是即使如此,2010年中国的人均购买力GDP仍然只有6828美元,远不足以骄傲地“一览众山小”。
更关键的是,中东欧的经济发展没有带来急剧的贫富分化。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来看,中国近年的基尼指数达到0. 48左右,甚至有研究显示高达0. 61,但是相比之下,捷克的基尼指数是0. 26(2005年),匈牙利0. 25(2009年),波兰0. 35(2005年),罗马尼亚0. 32(2008年),塞尔维亚0. 26(2008年)……可以说,除了俄罗斯这个“特例”(2009年达0. 43),中东欧地区尽管市场转型,依然属于地球上最平等的地区之一。
成见之二是,转型之后议会政治“吵吵嚷嚷”,政党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不错,走向议会政治之后,中东欧各国走向了多党政治。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都已经经历了几次不同政党之间的权力更迭。但多党政治是否就一定会导致过度的社会动员,造成社会动荡?未必。固然,有了议会政治,媒体上会多出议员们吵架甚至打架的不雅画面,但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矛盾是必然的,那么把矛盾放到议会这个“容器”里让官员帮助百姓打“代理战争”,可能反而比让矛盾遍地开花要好。毕竟,议员们在议会里相互吹胡子瞪眼,总好过民众今天浇汽油自焚表达利益诉求、明天拿着刀去大街上砍人。事实上,根据“政治不稳定指数”2007年的排名,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政治相当稳定:捷克的稳定性排在日本前面,波兰排在英国前面,白俄罗斯排在美国前面,匈牙利排在希腊前面。即使是乌克兰式的颜色革命曾经伴随着社会冲突的加剧,但冲突最后还是以一种“体制内”的方式和平解决——而和平地解决政治冲突,是民主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南斯拉夫式的内战流血固然触目惊心,但其中的矛盾源远流长,米洛舍维奇煽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也早在转型之前,恐非一个民主转型可以全盘解释。
成见之三,则是我们多年来对“休克疗法”不由分说的批判,对“渐进改革”不由分说的拥抱。长期以来,一提到苏东改革,我们就想起休克疗法,而一提到休克疗法,我们就摇头叹息。金雁以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告诉我们:爱沙尼亚的改革很“休克”,但是它发展得很不错;白俄罗斯的改革很“渐进”,但是它发展得要慢得多;乌克兰从来没“休克”过,但是它的转型经济上几乎可以说是最失败;俄罗斯被视为“休克”的典型,但是它只适用过休克政策不到一年……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我们难以以“休克还是渐进”来鉴别改革的成败。在金雁的分析里,各个国家的历史遗产和改革原初状态,往往比分析其改革速度更有解释力。
事实上,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金雁指出,由于民主的政治框架,真正的休克疗法很难出台和推行。强大的工会力量和民主的讨价还价过程,使得多数中东欧国家改革进程“淅淅沥沥”。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私有化谈了5年,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矿私有化谈了12年,捷克的克劳斯据说是标准的新自由主义者,但其执政期间只能推行高税收高福利、反兼并反破产的政策。所以20年改革下来,多数中东欧国家没有改成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倒是改成了“福利国家”。相比之下,中国某些地方一个市长或者厂长,一拍大腿就可以卖掉一个企业或产业的做法,反倒是显得更“休克”。
摘下有色眼镜观察他国并不容易,因为我们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想当然”。也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怎么看待他国,而是怎么看待自己。其实中东欧国家现在肯定还存在诸多问题:超前的福利政策可能导致寅吃卯粮的财政危机、经济对外的高度依赖性使得它在金融危机面前格外脆弱、某些国家极右翼政党的兴起令人担心种族主义的复苏、一些国家的选举争端让人对民主是否在该地区已经稳固产生担忧……但是,任何“正常”的国家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因为中东欧国家的问题而忽略其进步与发展,甚至以之为借口对自己的改革故步自封,就既是对他国的不公平,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了。也许从《从“东欧”到“新欧洲”》这本书开始,我们思考苏东转型时,思考的就不应当仅仅是其“教训”,而且也应该是其“经验”了。
当自由遭遇一丝微风
1883年,正是英帝国如日中天之时。2月28号,印度加尔各答市政厅门前有一场示威,几千人包围了殖民政府,激愤地抗议:“那些人怎么可能成为公正的法官?!他们可能对异族作出公正的判决吗?绝不可能!这些人心中充满了仇恨,只渴望权力……”
不,这不是印度人在抗议英国殖民者,而是英国人在抗议本国总督。此前,新上任的英国总督里本决定进行一项改革,允许印度人在审判英国人的法庭中担任法官。对于习惯了种族特权的英国人来说,让印度人审判英国人,简直是奇耻大辱,于是有了这场“白人的叛乱”。
这是弗格森的《帝国》一书中的一个片段,在我看来也是最意味深长的一个片段。
弗格森写的英帝国史是一部“修正主义”历史。在当代语言体系中,有些词汇会引起我们本能式的反感,比如种族隔离、纳粹、殖民主义。而弗格森的《帝国》,则大约会使读者再看到“英国殖民主义”这个词时,激愤的程度略有降温。说他试图捍卫殖民主义当然不公平——这本书完全没有讳言英国1870年代对印度饥荒的漠然、1865年在牙买加对民众的镇压、1898年在苏丹的残酷杀戮、1899年波尔战争中臭名昭著的集中营,但是他试图引领读者去思考那个我们也许从来没有思考过的“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英帝国不同于其他帝国的特点在于,每当英国人对他国实施暴行时,英国内部总有激烈的批评声响起。这是弗格森对英帝国特点的总结。就是说,在英帝国的拓展中,英国商人获得了强加贸易给落后国家的“自由”,英国军队获得了暴力镇压土著的“自由”,但是英国政府从来没有因此剥夺民众批评这种“自由”的自由。在英帝国这个猛虎向世界扑去的时候,它从来没有试图杀死在自己耳旁嗡嗡作响的“苍蝇”,直到猛虎蜕变成了家猫,而苍蝇在嗡嗡声中变成了老鹰。
1780年代英国刚接管孟加拉地区,一场饥荒夺去了500万人的生命。1788年英国总督海斯廷受到审判就与此有关。写下著名的《法国大革命感言》的英国政治家伯克在审判中大声疾呼:“我以印度人民的名义弹劾他,因为他践踏了他们的权利,将他们的国家变成了废墟。”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更是“英奸”辈出:著名“叛徒”潘恩就不用说了,辉格党领袖查尔斯·福克斯为表达对美军的同情,身着华盛顿爱国军的褐色和蓝色出现在议会里。另一个罔顾“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治家卡尔顿则说:“实在不能迫使他们承认我们是兄弟的话,认我们作表兄弟其实也行”。
1787年,商人维奇伍德开始批量制作一种徽章,白底上一个黑人,底下一行字:“难道我不是一个人和一个兄弟吗?”此时英国介入黑奴贩卖已一个世纪,但到18世纪末良知的声音已风起云涌,光曼彻斯特就有11000个人签署了废奴请愿书。在这样的“群众运动”面前,英国成了欧美第一个废除贩奴(1807年)和奴隶制本身(1833年)的国家。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当年不闹独立,美国南部的黑奴其实可能早解放几十年,还省去一个南北战争。不仅如此,英国此后还派海军在非洲海岸巡逻,阻止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贩奴船只。
1899-1902年的波尔战争则永远改变了英国政治。为报复顽抗英国的南非波尔人,英军不但对其烧杀劫掠,而且使用了残酷的集中营制度,近2. 8万个波尔人在集中营中死去。得知此事后,霍兹豪斯成立了“南非妇女儿童救济基金”,并迫使政府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刹住了集中营的惨状,而且在英国内部掀起了“反帝”的左翼政治浪潮,1906年自由党就是通过反帝纲领取得了对保守党的压倒性胜利。
可以说英帝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悖论:它挥舞着拳头打天下,但是在帝国的腹地却宽容对政府的自由批评。然而,言论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之母,当一个帝国称霸世界却无法割舍言论自由时,它实际就已经为自己的覆灭埋下了伏笔。英帝国的衰落也许有一百个原因,但是暴力和宽容、强制和自由之间的悖论肯定是原因之一。正是这种矛盾使其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一个逻辑上自洽的帝国:它很难一边宣扬天赋人权,一边心安理得地铐住黑人送到加勒比海的甘蔗地。自由的性质类似于火苗,借助一点点风力,它就可能无边蔓延。从斯密到伯克,从维奇伍德到霍兹豪斯,这些煽风点火者的努力,让英帝国的一点点自由蔓延成了更多的自由、越来越多的自由及至势不可挡的自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英帝国是被打垮的,不如说是自我解构的。与罗马、蒙古、德意志、日本等帝国的“斩钉截铁”相比,英帝国从来就具有一种犹疑和散漫的气质——即使在英帝国顶峰期间,其国防开支也只是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 5%,低于大多数普通共和国,更别说帝国。历史学家约翰·斯利曾这样描述英帝国的兴起:“我们似乎一不留神就征服了半个世界”。英帝国是不是“一不留神”就兴起了当然可以争论,但它肯定不是“一不留神”衰落的,当一个政权的话语构成对其行为的嘲讽,其权力的衰竭就隐藏在逻辑的断裂里。
在黑暗中消失之前
我读过不少关于“文革”的回忆录,其中《牛鬼蛇神录》是最奇特的一本。不,奇特这个词不够,更确切的词是荡气回肠。
其他回忆录大多也很好看,比如梁衡的《革命之子》、杨若的《吃蜘蛛的人》、高原的《根正苗红》、徐景贤的《十年一梦》。但这些人的故事大多情节类似:主人公们开始如何狂热地卷入“文革”,后来发现无论派系如何,最终都无法逃脱革命的“绞肉机”。在革命的漩涡中挣扎时,唯一的救生圈就是毛主席。红卫兵们在广场上木偶人一样挥动红宝书,保守派造反派打来打去其实都是保毛派,“文革”红人聂元梓、蒯大富、王力、王洪文再狂妄自大,一句“这是毛主席的意思”立刻就蔫做一团。所有这些情形令人毛骨悚然。悚然之处不在于红色恐怖的残酷本身,而在于在亿万颗大脑中,只有一颗被允许自由转动。960万平方公里上,似乎是8亿减1个行尸走肉在游荡。
相比死亡、流放、批斗,更残忍的恐怕是人的非人化,是一个人把自己的大脑交出来,给别人喂狗。相比一万人愤怒高喊“打倒王实味”,更残忍的是王实味痛哭流涕请求党的原谅。这大约是为什么顾准的文字后来能够风行起来——人们发现,啊不,不是8亿减1,而是8亿减2,那个年代竟然还有人在偷偷使用自己的头脑!
《牛鬼蛇神录》则是一个更大的安慰。它告诉我们,在广场上的木偶人之外,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告密批斗之外,在汉语已经被摧残得味同嚼蜡之后,在知识分子们战战兢兢地寻找最肮脏的词汇来羞辱自己时,还有一批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批人——在独立思考。在亿万个人向着“红太阳”狂奔而去时,还有人在悄悄转身,手持烛光,逆流而行。
1968年,年仅20岁的杨曦光因为写下反动文章而被逮捕,入狱数年,于是有了这本为其牢友画像的《牛鬼蛇神录》。通过他的回忆,我们看到思想超前、因言治罪的刘凤翔、张九龙,因家破人亡而反抗暴政的卢瞎子、雷大炮,因为扒窃、男女关系而入狱的刑事犯向土匪、王医生,还有很多像杨曦光这样因为“太革命”而成了“反革命”的造反派。
奇特的是,失去了人身自由,杨曦光的精神自由却从此开始。同龄人的思想启蒙始于80年代,杨的启蒙却始于60年代末长沙的小牢房里。整个书中,最令人动容的是杨曦光和张九龙、刘凤祥、程德明的友谊。是和这些人在监狱角落里的窃窃私语,为他打开了一扇天窗,让他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视“反右”“大跃进”“文革”、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阶级专政、中美苏关系……窗外是风雨飘摇的中国,而一个长沙监狱的角落里却光线澄明,一个被颠倒的世界沉没下去,一个清醒的世界重新浮现。反讽的是,由于政治犯的高度密集和共同的贱民身份,在当时中国这个“大监狱”里,杨曦光所在的“小监狱”反而思想最自由,成了“书中的巴黎”。
然而此书又是残酷的。杨曦光对这些贱民的故事娓娓道来,讲述他们的勇敢、坦荡、诚实、智慧,“引诱”你爱上他们,然后笔锋一转,托出他们血淋淋的下场。试图走“格瓦拉道路”的张九龙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喊反动口号的粟异邦被刺刀捅入口中活活刺死,组织劳动党的刘凤祥被枪决……一代人中最杰出的思想者一一凋零。如果说林昭的冤魂也许还可以从其死后荣耀中获得稍许安慰的话,像张九龙、刘凤祥这样默默无闻地消失在黑暗之中的人呢?以及更多甚至没有杨曦光式记录的人呢?
这大约是为什么杨曦光写了这本《牛鬼蛇神录》。他不能让这些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坠入记忆的黑洞,于是他用此书给他们铸造了一个人民英雄纪念碑。杨在书的前言中表示,他相信即使50年后他已不在人世,这本书还是会被人记起。也许他过于乐观了,一个忙于前进、前进、前进进的民族没有多少时间留给记忆。但至少我在有生之年不会忘记此书,不仅因为其中那些令人动容的人物,也因为它拯救了我对人之尊严的信心。我曾几乎相信在残暴面前人之猥琐的必然性,但即使是在“夜,最漫长的夜”里,也还有青草从地缝间成长的消息。
重新发现我们自己
让我们来假设这样一个场景:高速公路发生了一场车祸,一辆车不幸被撞翻,有个人被困在了车里。现在,关于如何解救这个人,我们有三种解决办法:第一,打电话找警察,当然代价是警察可能来得很慢,被困的人生命垂危,可能等不及了;第二,路人甲跟车里的人商量:如果你给我一万块钱,我就把你给救出来,但一个可能的情况是,车里那个人有可能穷得拿不出一万块钱;第三,路人中有几个特别善良的人站出来,决定无偿帮助被困的人。
第一个办法,叫做“找政府”,第二个办法,叫做“找市场”,第三个办法,叫做“找社会”。政府、市场、社会,恰恰是我们人类展开公共生活的三种机制。
熊培云2010年的新书叫《重新发现社会》。单看书名,本书的核心思想就一目了然:对于解决某些问题,“政府”可能显得过于遥远和高高在上,而“市场”则显得过于无情和冷冰冰,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也许可以回过头去,“重新发现社会”。
在我看来,一本书之好与坏,不仅在于它有多深刻,而且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了时代的问题和需要。面对一个胃病病人,你带来的高血压药再高级名贵也无济于事,而《重新发现社会》,则是给一个胃病病人带来了胃药。
乍一看这个书名似乎有些荒诞:社会需要被“发现”吗?难道“社会”不是无处不在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你现在还是太幼稚,你走进社会以后就明白了……”,或者“现在社会上这么乱,你做事情可千万要小心谨慎……”在这些话中,“社会”是一个尔虞我诈的名利场,一个乌烟瘴气的垃圾堆,一个暴露人性败坏的照妖镜。但是,此书提醒我们,社会还可以是别的。
社会还可以是什么?社会还可以是陈光标,2008年汶川地震后迅速组织挖掘机赶赴现场救灾的企业家;可以是“红色推土机”,歌手周云蓬为失明儿童筹款而制作的民谣专辑;可以是“立人乡村图书馆”,以公民教育为目的的民间公益组织;可以是“亚洲动物基金”,呼吁停止虐待动物的民间组织;可以是微博,给在暴力拆迁中家破人亡的钟如九一个平台的网络空间;可以是豆瓣,爱书爱音乐爱电影的人们交头接耳的网络广场;可以是“单向街”,周末组织文化沙龙的小书店。总之,社会也可以是熠熠发光、温暖、并对弱者无限耐心地俯下身去的。
而这样的社会之所以需要被发现,是因为社会这个“秘密”往往被国家的光芒所遮蔽。在一个国家至上的传统里,社会的自发发展总是被视为病毒,需要被围追堵截。社会的声音和组织往往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国家的脚掌就黑压压地踩了过来。在这个传统里,“国家”不但肌肉发达、力大无比,而且在道义上也总是可歌可泣——一切与“国”字站在一边的东西都是天然正确的,爱国主义,国学,精忠报国,以至于给孩子起名字都常常是“建国”、“志国”、“卫国”等等慷慨激昂之词。相比之下,社会则像是个面黄肌瘦、发育不良的孩子,一不听话还要被拎起来打一顿屁股。这种对社会的发展处处设防的思维,成龙先生一言道破之:中国人是要管的。虽然我们的传统里也时不时冒出“民为贵”、“仁政”、“以民为本”这样的字眼,且不说这些美丽的字眼有多少在历史上化为实践,所有这些字眼里透出的那种家长式的施舍气息,都让忍不住想问:对不起,可以不烦劳您为我们做主,而让我们为自己做主吗?
“我可以为自己做主”,意思是,如果国家不为工人设立一个工会,也许其实,工人有能力为自己组织工会;如果国家太忙了顾不上照顾艾滋病人,也许其实,可以放手让民间组织去援助而不必垄断善意;治理腐败未必需要仅仅依靠“反贪局”,也许其实,还可以批准民间自发成立财政监督组织;对付地方政府的暴力强拆,未必只能靠中央的“三令五申”,也许其实,民间的一些维权组织和律师也有自告奋勇的觉悟。
所谓“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大约说的是中国人中颇有些刁民暴民,历史上农民起义里这种暴民形象也屡见不鲜。但这与其说是体现了中国人的某种民族性格缺陷,倒不如说是体现了国家长期压抑社会的后果。正是因为国家不允许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出现,高压锅的气阀一旦被冲破,无组织的暴民现象就会间歇性爆发。在这个意义上,暴民和顺民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国家的阴影下,它们都是“一盘散沙”式社会的表现形式。
但在暴民和顺民之间,还可以有不卑不亢的公民。在一个公民社会里,人们在公益的引力下不断编织流动、交叉、细密的人际网络,既可能监督政府,也可能疏导民间积怨。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步在于通过市场化转型发现作为个体的“我”,那么中国下一步的挑战则是如何给社会松绑,通过重建社会来发现作为集体的“我们”。
《重新发现社会》的核心意图,就是重新定位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熊培云感慨:“问世间国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他自己的回答:国家仅仅是个国民谋求幸福的工具而已。那种把国家无限神话化的“拜国家教”,往往不过是统治家族、利益集团、阶级自我神话、稳固权力的遮羞布而已,根本上颠倒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我们买一辆自行车,是用来骑而不是用来扛着满大街走的,如果不但扛着它满大街走,还动不动把它给供奉起来烧香参拜,这就是颠倒了人和自行车的关系。同理,我们让渡一部分权利给国家,仅仅是因为我们意识到,有时候通过政府这辆“自行车”,我们可以组织更有效的公共生活,但似乎没有必要因此见到这辆自行车就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以至于在“爱车主义”的感召下发出“自行车不高兴”的怒吼。
其实,正如国家没有必要遮蔽社会,社会也没有必要对抗国家,二者完全可以相辅相成,共谋国民幸福。国家在保障社会的安全、秩序、基本福利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但正如杀牛刀无法用来做心脏手术,大卡车无法穿越小胡同,国家这架大机器对于应对社会毛细血管里的具体问题过于庞大笨拙,“重新发现社会”,就是恢复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共同体的敏感、灵活和丰富。一个理想的国家和社会关系,莫过于“我挑水来你浇园”,但如果这句歌词改成了“我挑水来我浇园”,或者“只许我挑水,不许你浇园”,结果不但往往是空头支票下的无所作为,而且是民众在被长期剥夺公共事务参与权之后公共意识的萎缩。我们常常听到人们指责国人冷漠。其实,一个长期被禁锢在轮椅上的人,我们很难指责他肌肉不够发达。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时代,你不能以关爱的名义把一个人禁锢在轮椅上,因为轮椅上的人已经“发现”了自己的双腿,他要站起来。
法治的“秘密”
在何帆所译的《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一书开头不久,作者布雷耶大法官提到他所经历的一个细节:一位非洲大法官困惑而羡慕地问他,“为什么法院说什么,美国人都会照办?”这个貌似天真的问题问得实在深刻,问出了很多国家——尤其是法治不健全的第三世界国家——民众的心声。仔细想想,难道不蹊跷吗?美国宪法一共四五千字,最高法院一共九个法官,凭什么要听从那薄薄几张纸、以及那几个根本没有掌握“枪杆子”的人?
布雷耶从一个大法官的亲身经历和反思出发,引领我们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人对法院的遵从并非因为法官至善至能。在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下,人们往往把总统看做随民意而摇摆的民粹分子,而国会议员的形象,则是为了党派利益互相大打出手,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只有法官,在人们的集体想象中往往代表着公正、超脱、冷静。事实上美国的各种民调也显示,最高法院的民众支持率一般明显高于总统和国会。即使在中国,关于美国司法制度,我们也耳熟能详一种看法:“美国的大法官不是选举产生的,所以他们是抵抗多数暴政的堡垒”。
但美国的大法官果真如此超越历史和社会地英明神勇吗?事实似乎比这复杂得多。美国的司法史上,最高法院犯过许多重大错误,1857年“斯科特对桑福德”一案中,大法官判决黑奴斯科特没有公民权,被很多人视为美国内战的导火索;1896年“普莱西对弗格森”案中,最高法院判决种族隔离并不违宪,导致种族隔离政策继续了半个多世纪;1944年“是松诉美国”案中,法院判决罗斯福总统战时“以集中营安置日裔美国人”的做法合宪,给美国宪政史留下一个巨大污点……凡此种种,足以将大法官们拉下“圣坛”。事实上,历史上美国人也无数次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法院判决的不信任,大到美国内战,小到层出不穷的对已有判例的重新挑战,都是这种不信任的表达,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不信任推动了美国宪政和法治的完善。
那么,为什么时至今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法院说什么,美国人都会照办”呢?布雷耶书中举例道,2000年最高法院宣布“布什对戈尔”案中布什胜诉,从而为布什赢得选举扫除了法律障碍,当时大约有一半美国人激愤不已,这些激愤的美国人为什么不“揭竿而起”,或至少搞点打砸抢泄愤一下呢?在“咱们这儿”,左派公知和右派公知网上斗个嘴,都不“约架”不足以解恨呢。
我们可能会说,美国人听从法院的决定,是因为他们有守法的习惯和文化,简称“人家素质高”。但是“素质”从何而来呢?民众不是傻子,如果法院承认强拆十分之一的住房、或者强抓十分之一的女性堕胎“合宪”,估计美国人也没那个“素质”去做守法公民。布雷耶解释道:人民遵从法律,是因为他们信任法院。但是,“信任”又是从何而来呢?民众对权力机构的信任,如同恋人之间的信任,来之不易而又脆弱不已,又如何维系?
在布雷耶的书中,我们看到民众对法院的信任,来自于法院捍卫宪法及其基本价值观的实践。美国宪法所追求的基本价值观是什么?个体自由和权利、地方自治、限制政府滥用权力、限制民粹主义——以及后来,在宪法第14修正案之后,“法律的平等保护”。虽然曾经有过反复和游移,美国的法院在200多年的大风大浪中,努力守护宪法所点亮的这几个火炬——正是对这些美国立国精神的忠诚,塑造了民众对法院的信任。换言之,人们听从法院,是因为法院在源源不断地提供合乎人们基本价值体系的“公共善”。
这从书中所举的几个经典案例可以看出。1952年,Youngstown Sheet & Tube Co. v. Sawyer一案中,法院裁决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了应对韩战而将私人钢铁企业收归国有的做法违宪,从而维护了私有产权。1954年,“布朗对教管会”一案中,最高法院冒南方各州之大不韪,一致裁决“种族隔离”制度违宪,将第14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原则落实到了现实。小布什时代的关塔那摩案,则显示了最高法院如何“处处”和总统“作对”,以维护关塔那摩犯人的基本法律权利……由此可见,最高法院将捍卫宪法所保护的个人权利、自由和平等视为己任,由此获得了民众的信任。所谓“法治”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来自于权力机构的价值自觉与实践。民众的“素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机构本身的“素质”。
然而“捍卫宪法”这件事,其实并不像字面上那样不言自明。如何捍卫宪法是一个“技术活”,不但需要法官在面对强权或者民粹时的勇气,更需要调适“精密仪器”的智慧和耐心。这件事情的难度在于:第一,忠实于宪法意味着什么?原教旨主义式的忠实还是揣摩立宪者的“立法意图”,并将此意图适用于日新月异的社会?第二,当宪法所体现的一种价值观和它所体现的另一种价值观在现实中发生冲突时,法官应该怎么办?
对第一个问题,布雷耶提出了一种与激进主义宪法观(由另一个大法官斯卡利亚持有)针锋相对的“实用主义”宪法观。他认为,在宪法对一些现实具体问题答案不明时,应当运用“立法意图”和“预期后果”原则,灵活诠释法律,“必须尊重宪法条文,同时构想这些条文应如何适用于当下现实,由此实现对宪法的重新构建”。从表面上看,美国宪法的确二百多年坚若磐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美国宪法实践存在着缓慢然而巨大的演进。一个例子就是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功能:1789年时,美国政府是真正意义上的“小政府”,既没有对垄断的管制,也没有全民福利的提供,到了2012年,美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可以说无处不在,金融危机中的积极“救市”举措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两个罗斯福总统时代,法院通过数个案例实现了不情愿同时也是不得已的“华丽转身”,认可甚至推动了这个变化——批评者也许会说这是“司法独立性”让步于“多数暴政”的例证,但在布雷耶眼里,这恰恰是与时俱进的“实用主义”宪政观的体现。
对第二个问题,布雷耶提出,在一种价值观和另一种价值观相冲突时,应适用“比例原则”,权衡利弊适度平衡。在布雷耶的描述中,一个好的法官与其说是一个斩钉截铁的英雄或义正词严的斗士,不如说是一个啰啰嗦嗦、犹犹豫豫、不断掂量“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学究——正是这种啰嗦和犹豫显示出一个法官的审慎和平衡感。今天我们观察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些判例,也能清晰地看出其中的反复和含糊——关于“平权法案”的“哥莱兹对博林格”判决,一方面主张对少数族裔的高校录取照顾原则,另一方面反对强制性的按种族比例招生原则;关于竞选捐款,2010年“公民联合会对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方面保留了个人和公司直接捐款限额,另一方面又为公司或工会的“集团”政治广告开了绿灯;再联想到法院在堕胎、枪支管理、同性恋婚姻等方面的判决,可以看出“含含糊糊”是美国最高法院重大判决的一个特色,而这种含糊,与其说是懦弱,不如说是在“诸善之争”面前的智慧。是节制感,而不是激情,塑造了法治文化和人治文化的不同。
获得民众的信任并非一劳永逸之事。如果最高法院在其判决中背叛了美国宪法的最基本价值观,或者没有对这些价值观进行与时俱进的适应性诠释,或者在宪法所追求的不同价值观之间没有实现微妙的平衡,民众的信任和服从很可能随风而去。这大约是美国法官们工作的艰难之处:他们永远在如履薄冰,永远在风口浪尖。但这大约是他们的工作充满魅力之处:他们需要不断运用智慧化险为夷,化干戈为玉帛。他们像童话中的精灵,用一根神奇的指挥棒,持之以恒地从一份简短而平淡的文本中唤起心跳,将承载着自由、权利、平等等价值观的血液传输到美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你比你想象的更自由
读《源泉》纯属好奇。在作家圈子里,要历数左翼作家可以说信手拈来:格拉斯、马尔克斯、拉辛、冯内古特……而要找到一个右翼小说家却需绞尽脑汁。说到安·兰德,美国头号左翼知识分子乔姆斯基说:“她是20世纪最邪恶的人之一”,而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则称兰德曾是他的精神导师。能引起如此鲜明的爱憎,于是我拿起了《源泉》。
《源泉》是怎样一本书呢?如果把尼采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放到绞肉机里搅拌搅拌,合成一个新人,让他来写小说,那将是《源泉》。就是说,这本书充满了对“个人意志”的极端信念,其中,“意志”那个部分属于尼采,而“个人”那个部分属于弗里德曼。
故事是这样的:20年代的建筑系大学生霍华德·罗阿克因为笃信现代建筑、鄙夷传统建筑而被学校开除,他来到纽约自己开业。由于对自己的设计原则不做一丝一毫的妥协,其事务所生意寥寥,最后沦落到不得不去做采石场工人的地步。与此同时,他的大学同学彼得·基廷由于善于迎合而在建筑业平步青云。由于极少数几个“另类客户”的存在,霍华德得以重新开业,事业终于有了起步。但这时,一个建筑业头号评论家,却开始实施摧毁霍华德的计划:他先是怂恿一个富翁去找霍华德设计一座庙宇,然后在庙宇建成之后,又怂恿他去状告霍华德,霍华德输掉官司之后再次失业。一个媒体大亨韦恩德却在这时慧眼识珠,找到霍华德去设计他的房子。由于建筑评论家的操作,项目落入彼得的手中,彼得无力设计这样的项目,于是和霍华德达成协议:霍华德幕后帮助他设计房子,但是彼得得到所有名分。房子设计出来之后,霍华德惊诧发现他的设计已经被改动——他可以容忍自己得不到名分,但是不能容忍自己的设计被改动,于是偷偷炸掉了该建筑。又一场官司降临到他头上,韦恩德试图用自己的报纸为他辩护,但是读者们纷纷弃他而去,工人们也开始罢工抗议,迫于压力韦恩德不得不妥协转而谴责霍华德。霍华德在法庭上以一个精彩演讲扭转了陪审团意见,他被判无罪。韦恩德给了他一个摩天大楼的订单,让他建造一个“自我精神的纪念碑”。
兰德后来承认,她是把霍华德作为一个“完美的人”来塑造的,他的完美不在于其外形品德——小说里霍华德并不英俊、性情可以说冷若冰霜,他的完美在于:在每一次他必须在自己的原则和他人的意见之间作出选择时,他都选择了自己的原则。他本可以不被学校开除,如果他……;他本可以不去做采石场工人,如果他……;他本可以拿到巨额订单,如果他……;他本可以不被起诉,如果他……;在校长、在同行、在客户、在评论界、在资本家、在法庭面前,他选择了自己。在兰德的观念里,成功与功成名就没有什么关系,成功就是一个人捍卫自己的完整性。在阐述自己的哲学观念时,兰德说:道德只能建立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它的基础不应该是任何宗教、情感、社会、国家、阶级以及任何形式的集体。
这不是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审美选择,这甚至不仅仅是一个在勇气和懦弱之间的人格考验,这是在人的存在和虚无之间作出选择。在兰德看来,宗教、民主、福利国家、共产主义都是在试图埋葬个人的自由意志,从而捣毁人之为人的本质。而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值得颂扬,归根结底因为它就是人的精神,是对人的“存在”的坚持。
霍华德让我想起《立春》里的王彩玲。这样两个貌似非常无关的人,其实似乎是精神上的表亲。王彩玲,一个当代中国县城里的音乐老师,像霍华德笃信自己的建筑才华那样笃信自己的演唱才华。她本可以像其他县城妇女那样结婚生子过“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的,但是不,她每天坐在自己的小破屋子里演唱意大利歌剧。王彩玲和霍华德的结局却迥然不同:霍华德最后建成了摩天大楼,而王彩玲却只能在那个小县城里无声无息地老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彩玲这个角色比霍华德更有意义:如果对个体意志的赞叹并不依赖于它是否引向“成功”,那么兰德分配给霍华德的最后成功命运就是个多余的情节。不但多余,甚至是误导性的,它给人造成“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错觉:不,功夫常常是会负有心人的;功夫负不负有心人本该没有那么重要的;“有心”的价值是不能用“负与不负”来衡量的。
又或者,真是这样吗?
兰德为自己小说人物性格过于鲜明这一点辩护时说:我的写法是浪漫现实主义。世上真的有“浪漫现实主义”这种东西吗?霍华德这个“完美的人”之所以能坚持自我是因为兰德赋予了他两个秉性:绝对的才华和对他人意见绝对的绝缘。而这两个秉性几乎是反人性的,更不要说二者的结合。如果说霍华德惊人的才华可以为其对自我意志辩护的话,那么,一个不那么有才华的人可不可以那么“坚信自我”呢?如果那个“自我”并不可信呢?如果是非信条只是一种相对的、主观的事物,那自我怀疑是不是比自我信念更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力量呢?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兰德坚持自己的哲学基石是“客观主义”,因为如果现实不是“客观”的,信念就不可能是绝对的。
更重要的是,一个对他人意见完全绝缘的人是可能的吗?在兰德笔下,霍华德无亲无故,十岁那年就知道自己要成为建筑师,而且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建筑。一个人的意志可能这样从天上掉下来吗?难道一个人的自我不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的吗?难道人作为群居动物,真的丝毫不需要来自于他人的温暖吗?难道人的社会性不正如个体性,是人的本质之维度吗?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源泉》一书与萨特的《苍蝇》同一年出版。这两本貌似南辕北辙的书,在我看来,表达的东西惊人相似:都是在说不要让某种集体的意志或者情感蒙蔽自我,你比你所想象的更自由。两人的不同在于,萨特一生都在试图糅合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果只是让马克思变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而存在主义也不再是存在主义,而兰德却逆战后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潮而动,直截了当地将她的文学和哲学观念引向了对资本主义的歌颂。这从她后来出版的几本书名也可以看出:《自私的德行》、《资本主义:不为人知的理想》、《新左派:反工业的革命》。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兰德在经济学家当中比在文学界更有影响力——事实上大多文学评论家对兰德恨之入骨,其作品之所以50年长盛不衰完全靠的是普通读者的“口碑”而已。经济学家米塞斯却曾在阅读兰德的作品后,热情洋溢地给她写信说:“你的小说不仅仅是小说……它是对‘道德食人’的无情揭露”。左翼们对她的痛恨也因此情有可原了。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兰德却说,人是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给揉成一团,再扔到垃圾桶里去的骄傲而已。
诸善之间
这是一个暴躁的时代。在微博上我见过几个经济学爱好者吵架,说起来也是真名实姓、有头有脸的人物,吵起来也时不时冒出“你这个傻叉”、“×××这个蠢货”、“你吃×××的屎去吧”这样的用语。如果真是希特勒和犹太人那样不共戴天也就罢了,但真要仔细去推敲,发现争论双方很可能70%甚至90%的观点是相似的,但即使是30%甚至10%的分歧,也往往导致“一言不合就掀桌子”。
这样的暴躁显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家。在一个不习惯于就公共议题展开公开辩论的社会里,人人都是易燃易爆品。在一个有着悠久的“你死我活”传统的文化里,真理永远是独家经营。
我对迈克·桑德尔的喜爱,与其说是因为他的某个具体观点,不如说是因为他对所有论敌抱有最大程度“同情性理解”的态度。作为一个当代政治哲学家,桑德尔被划分在“社群主义”这个理论“阵营”里,但是在他著名的哈佛公开课里,以及根据课堂讲义整理出来的《公正》一书里,桑德尔对社群主义的竞争对手——功利主义、右翼自由至上主义、左翼平等自由主义、康德式的普遍人权学说——都作出了最善意的阐释。当然他的论证最终引向了对这些理论的批评,但这是在对其作出最充分的辩护之后。
正是因为桑德尔这种“厚此不薄彼”的公允,《公正》一书教给读者的与其说是真理,不如说是困惑;与其说是信念,不如说是迟疑。但困惑和迟疑并不是坏事——当思想太多地被权力用来当做棍棒,困惑就成为宽容的前提。当人人争当杀气腾腾的真理代言人时,迟疑则是一种智性的成熟。“当你知道的越多,你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也就越多”。
比如,有个恐怖分子嫌疑人,可能掌握了一个会导致成千上万平民死亡的恐怖袭击秘密,只有拷打他才可能获得该信息。为了获取信息,应不应该对他进行刑讯逼供?应该?那么好,你是哲学上的功利主义者——因为你认为为了多数人的福利,可以牺牲一个个体的权利。但是,如果无论你如何拷打他,他都不会招——除非你对他三岁的小女儿实施酷刑——你还愿意做那个功利主义者吗?在成千上万平民的生命和一个小女孩的权利之间,你大约感到了迟疑。
再比如,篮球巨星乔丹在运动生涯里,年收入曾高达数千万美元。政府应该对他强制征收高税收,以促进经济平等吗?你也许会说,应该,因为他每年交出100万分给100个贫困家庭,对他自己来说,不造成什么大的损害,却可能大大改善100个家庭的生活水平,甚至可能改变100个孩子的命运——这里促进的可不仅仅是结果平等,而且是机会平等。可是,那么,政府有没有权力——出于同样的理由——强制我们献血甚至献骨髓呢?毕竟,在体检合格的情况下,捐点血甚至骨髓不会真正影响我们的健康,对于那些急迫需要这些医疗救助的人,这却是雪中送炭。在平等和权利之间,我们再次感到了迟疑。
又比如,一个叫比尔的人,碰巧知道一个叫威蒂的人的下落。由于威蒂是个毒贩,正被政府通缉。比尔应该向警察供出威蒂的下落吗?当然应该,你可能会说。可是,如果威蒂是比尔的亲哥哥、并且从小两人相亲相爱呢?事实上,这个叫做比尔·伯格的人宁可为了哥哥而辞去麻省大学校长的职位,也不肯配合警察揭发哥哥。不少人被他对哥哥的忠诚及其牺牲所感动。可是,难道一件正确的事情,仅仅因为适用于你自己的亲人,就变成一件错误的事情吗?在康德式的绝对命令和桑德尔式的共同体忠诚之间,我们再次陷入了徘徊。
这样的例子可以无限举下去。如果“生命是最宝贵的”,我们愿意为了降低高速公路上的车祸伤亡率而将最高时速降低1/4甚至1/2吗?如果只要不伤害他人,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女性可以将自己的子宫作为一个工厂,在淘宝上出售自己的婴儿吗?如果政府应该保持价值中立,那么政府应该花同样多的钱资助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垃圾肥皂剧吗?……根据心理学上的“认知冲突”理论,人有追求逻辑一致性的本能,但是这些令人困惑的情境似乎又提醒我们,没有一个正义标准可以放之四海且贯通古今,每个人实际上都在特定情境下“因地制宜”地选择正义原则。在读《公正》之前,我们也许清楚自己的原则是什么,读完之后,可能反而变得糊涂,因为每一种观念似乎都有它的道理。
每一种观念似乎都有它的道理,未必导致相对主义。它只是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构成冲突的未必仅仅是“善恶”之间,一种“善”和另一种“善”也可能构成紧张关系。权利和福利之间,“道德律令”和“人之常情”之间,平等和效率之间,自由和安全之间,常常存在着取舍关系。我们尽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念,论证哪种取舍更合理或更合乎时宜,但是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没有代价的选择,那也许我们就需要提高警惕。一百多年来的中国,从立宪派到革命派,从复古派到西化派,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从市场原教旨主义到民主万能论,有太多的观念传销者试图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包治百病”的药方,遍体鳞伤之后,也许我们可以在下一次冲锋陷阵之前,表现出一点点的犹豫?
犹豫不是为了逃避选择,但是它令选择之后的制度设计更加审慎和包容。也许我们的观念会被四通八达的“同情性理解”所模糊,但模糊下去的论点之下会显现出更清晰的论证。每个人最终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这应该是通过穿过论敌的观念,而不是绕过它们。林达在形容美国的立宪经历时指出,这不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而是一个伟大的妥协。的确,在诸善之间,妥协比胜利更值得庆祝。
《公正》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它思考哲学的方式。这本书并不讨论一个个抽象的哲学问题,而是引领我们发掘生活的哲学性。在桑德尔的带领下,我们发现原本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里都暗藏着一个“哲学按钮”,按下那个按钮,庸常事物收拢的意义就会“孔雀开屏”。大到言论自由的边界何在,小到餐桌上的AA制是否合乎伦理,都可以进行哲学意义上的反思。亚里斯多德、康德、罗尔斯、诺齐克的思想不再是学院派的概念游戏,而是照亮现实生活的手电筒。
在这个意义上,桑德尔可以说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当然,过于频繁地掏出“手电”也可能败坏生活的兴致。有一次我和城东的两个朋友聚会,在选聚会地点时,我情不自禁地思考:难道不应该在东边聚餐吗?一个人跑胜过两个人跑,这符合功利主义原则……但是凭什么要为两个人的利益牺牲一个人的利益,这难道不是传说中的多数暴政?……看来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沉睡的哲学家,千万不能轻易惊醒它,因为所谓理性,很可能就是一场伟大而漫长的失眠。
像一滴水一样
想赞美一个人纯真时,我总想起一个比喻,“他就像一滴水一样”。
在我眼里,高华老师“就像一滴水一样”。有很多人认为高华是出于社会责任感而研究党史,对此我当然毫不怀疑。但是我私下认为,对于高华老师,与社会责任感同样重要的,是他对历史真相孩童般的好奇心。在其著作的后记中提到,他9岁时就对《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10岁时就开始关注中苏论战,12岁就无师自通学会了“领导排名学”……想想大多数人以及自己10来岁时的兴趣所在,我不禁感慨:高华是个天生的历史学家。是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帮助他克服恐惧、清贫、孤单,写出了那么多拨云见日的史论。也是因为这种好奇心,57岁的他身上依然有9岁儿童的纯真。
我只见过高老师一次。2010年12月,我从一个好友那得知他重病,于是邀约了几个好友同去南京看他。
那次见到高华老师,他和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谦和、笑容灿烂、谈起党史时神采飞扬。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疾病面前的尊严感。我们去看他时,他已经被诊断肝癌三年,穿着病号服躺在病床上,身体极其虚弱,甚至在我们与他交谈的过程中,需要时不时用手微微顶住腹部,似乎是在扛住突袭的疼痛。但是他脸上完全没有一个重症病人的期期艾艾感,好像我们不是在一个病房里,而是在一个咖啡馆里,一群年轻人围着一个长辈谈笑风生。由于他的病情,我们没有久留,但短短半个小时的交谈,话题却很快跳到苏斯洛夫、王鼎钧的回忆录、“文革”史……讲到这些高老师如数家珍,又似一个博物馆长在领着一群孩子参观他心爱的博物馆。
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去看望一个陌生人,这在我的人生中迄今是唯一一次。之前我和高华老师没有任何私交,我甚至从未去过南京,鲁莽地跑去看望他,纯粹是出于一个读者对一个作者的敬仰之心。更确切地说,是义务。
2003年左右,我逐步确立了博士论文的主题:“毛时代的群众路线”。之前我对毛时代的各种史料虽然略有所知,但有限的知识七零八落、散乱无章,没有一根可以把它们串联起来的线索。虽然也在师友的引导下读了一些中外学术作品,但始终有云山雾罩感。正是此时,我读到了高华老师关于延安整风的研究。这对于当时的我,有如在一个神秘洞穴里摸黑前行时,突然手里被塞进一把手电筒,一下子看到了洞穴里的来路和去路,岩壁与潜流。说看望高华老师对我是义务,是因为一个黑暗中迷路的人,应当感谢那个往她手里塞进一把手电筒的人。
很多人认为高华关于延安整风的研究已经成为历史经典,我认为这个说法毫不夸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高华能够接触到的史料极其有限,所以若干年后,随着更多档案解密,也许其论述中的某些史料细节会过时,但我相信其价值却不会因之动摇,因此这些论述的价值不在于史料方面什么惊天动地的“发现”,而在于它敏锐的问题意识——通过剖析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揭示了中国革命最核心的“秘密”:中国式思想改造的缘起与模式。
哪怕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也是极其独特的。这种独特性体现在,在政治动员的规模、程度与可持续上,其他国家都与中国无法相比,而这种空前绝后的政治动员又与共产党“思想改造”的能力密切相关。正是人们的“灵魂”被改造了,才使得革命的血雨腥风得以狂飙突进。也就是说,中国革命最独特的地方,在其思想改造之成功——如此成功,以至于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相比,毛时代的中国几乎不需要秘密警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监视以及人的自我监督已经足以支撑这个制度的运转。
在高华的文字里,我们读到了这种思想改造的“配方”:资源的垄断式供给+全面改写历史前提下的信息封闭与观念灌输+在群体中孤立个体+强力威胁;以及这种“思想改造”外科手术般的“程序”:封闭的学习文件组织群体对个体进行批评与攻击自我羞辱式的检查与“交心”必要时的惩罚甚至暴力惩罚纠偏阶段受害者的感激涕零。这一套“配方”与“程序”,在以后历次整风运动中屡试不爽,甚至被日常化和制度化,效果不断积累,最终形成了“文革”的悲剧。
很多人认为高华的分析解构了毛主席个人崇拜的神话。不错,高华的确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细腻的分析呈现了“红太阳”的统治术。在高华笔下,毛主席就像马基雅维利笔下的那个君主,同时有着狐狸的机敏与狮子的威猛,他的政治策略正如他的军事策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避实击虚……但是,高华的着眼点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甚至不仅仅关于一场运动,在最深的层面上,他的分析是对人性的一次深描。在其论述中,领袖的每一次胜利,都由“围观者们”的冷漠、嫉妒甚至贪婪推波助澜。那个著名的句式似乎也可以用在这里:“当他打AB团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AB团;当他打王明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王明;当他打王实味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王实味……”从这个意义上,高华的兴趣不仅仅是剖析“王道”,而是直面人性之幽暗。“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对于20世纪中国的“左祸”起源,有各种隔靴搔痒的看法:有的认为“左祸”始于“文革”,有的认为它始于“反右”,更远的追溯到“土改”,但在高华之前,极少有人去碰触“延安”这个主题。美国学者Mark Selden七十年代出版九十年代重版的《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对“延安模式”也做了浪漫主义的诠释。直到今天,“延安精神”在很多人眼里,仍然只代表着理想主义、官民平等和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正是因此,高华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反思性分析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果说很多人的研究是将一个神话的枝节剪去,他却是将一个神话连根拔起。不少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大跃进”,就不会有“文革”。进一步倒推,如果没有“反右”造成的万马齐喑,就不会有“大跃进”的成功。再推,如果没有“土改”“镇反”的成功,“反右”也不可能如此顺畅……在这个倒推的过程中,高华则走得更远:如果没有延安整风,就不会有若干年后的“万岁万万岁”。今天很多人鞭笞“文革”中的“人性沦丧”,但对延安时期的“理想主义”赞赏有加,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高华的研究显示,整风中的人人过关“向党交心”,与“文革”中万众一心挥舞红宝书的场景,其实是多米诺骨牌第一张与最后一张的关系而已。
然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只是高华老师的一面。勇气与严谨的结合,才是高华写出经典的原因。因为追溯个人崇拜的根源,自然冒犯了诸多神话信徒,一些恼羞成怒的信徒至今仍在攻击高华老师,但事实上真正仔细阅读高华的书与文章,就会发现高华绝不是一个偏激的“愤青”。他持重温和,细密精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评价历史人物总是引导读者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这是为什么分析一个问题,高华老师需要精耕细作十多年。在档案不解密、资料来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高华老师的写作无异于一个巨型的“填字游戏”——他需要不断从已知的信息中推导未知的信息,而这种推导最终依赖于他对浩渺史料的掌握、比照、揣摩和衔接。一个人回忆录中不经意的某句话,和另一个人回忆录中不经意的某句话,叠加来看,也许就否证了第三个人回忆录中的不经意的另一句话。一份电报上某个名字的出现暗示了某个信息,而另一份电报上某个名字的缺席则指向另一个信息……正是对史料精细的把握和分析,将高华锻炼成了一个党史知识方面的“福尔摩斯”。有朋友告诉我,一位有机会接触绝密档案的学者曾感叹,高华没有读过档案情况下所推理出来的历史图景,竟与他看到的档案所揭示的图景惊人一致。这个故事的可信度我不清楚,但数十年苦心研读已使高华老师成为党史方面的百科全书式人物,却是有目共睹。
《一九八四》中,历史是不断被改写的——不断变化的现实需要不同的历史,于是历史就像橡皮泥一样不断被揉捏、被塑造成“政治正确”的形状服务于现实政治。从整风开始,思想改造的成功恰恰依赖于对党史的“重塑”——纷繁复杂的党史被归结为“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史,而“正确路线”的卓越代表永远是“红太阳”本人。今天,权力的巩固仍然借助于对历史的改写与屏蔽。历史一层层被擦掉,或者被涂抹,失忆的人群也因此成为价值的木偶。
高华这样“不识时务”的历史学家则是在带领人们出走,突破对记忆的封锁。据说高华的很多文字,是在深夜的厨房里,就着昏暗灯光写出来的。我想象那个画面,觉得异常动人,仿佛看见一个地质学家在翻山越岭,搜寻过去留下的遗迹,试图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有一个湖泊,那里曾经有一个冰川。《一九八四》里,男主角温斯顿发现一个和自己一样怀疑伪造历史的“同类”时无比惊喜,他举杯对那个人说:“为了过去”。不知道高华老师是否读过这本书,如果读过,读到这里他也许会心有戚戚。是的,不是为了“美好的未来”,不是为了“欣欣向荣的今天”,他的努力仅仅是“为了过去”,为了一就是一、而不是零或者二、不多不少正好是一的过去。
从经典到经验
我至今仍然记得1998年左右的一次阅读噩梦。当时我在读的是普兰查斯的《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中译本,社科出版社1982年版。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因为翻译得不好还是作者本人文笔晦涩,总之阅读的感觉就是四个字:寸步难行。大多时候完全不知道作者在说什么,偶尔似懂非懂又觉得作者基本上是在胡说八道。有时候在那坐两个小时只能翻四页,速度相当于从沼泽里往外拽一辆马车。等读到第三个小时的时候,就杀人的心都有了。
类似的读书经历,我有过很多,从福柯到哈贝马斯,从亨利·詹姆斯到奥克特维亚·帕兹,经常有读着读着就有把作者从坟墓里拖出来揪住其衣领大喊“Why? Why? Why?!”的冲动。
后来我想,与其问别人,不如问自己:既然读得这么痛苦,为什么要读呢?
在年少缺乏自信的时候,一旦不能读懂一本书或者读懂了但完全不知道它好在哪,多半会很心虚,觉得责任肯定都在自己身上:这么经典的书,我都不知道它好在哪,肯定是我笨极了。既然如此,不但要接着读,还要在餐桌上不经意地讲到:“其实福柯对知识的理解,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具有一种意指共生的关系,而罗兰巴特晚年对欲爱的诠释,构成了对这一关系最好的回应……”
以至于有段时间我偏激地相信,世上本没有经典,装得人多了,也就有了经典。
这句话过于傲慢,我的意思是:一个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应该是有多少人赞美过它,而是它真的能帮助你认识你所置身的世界与自己。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要么是你的功力还不够去真正读懂它,要么是它真的其实也没什么。
所以我现在主张的,是一种从经验、从问题出发的读书态度。比如,如果现在困扰我的问题是“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那我就老老实实去读普泽沃斯基、英格里哈特、波伊克斯等做相关经验研究的人,柏拉图、黑格尔等“大师”估计也帮不上多大忙。15年前你要是在大街上碰见我,打开我的书包,发现的可能都是《规训与惩罚》、《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样深奥玄虚的经典名著,而现在你要是碰到我,可能我从书包里掏出来的仅仅是《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菲律宾的腐败》、《民国的四次选举》之类一点也不高深莫测的书。
这个转变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切经典本质上都是基于那个作者对他所处的时代问题的回答与思考,那么要真正读懂它并且读得心领神会,只能是因为:第一,你对他所处的时代及其问题有相当的了解;第二,你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与你现在所处的时代有相似性,而且你能理解其相似性以及不同性在哪,由此批判地理解他的思考对于当下的意义。但说实话,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往往不知道很多“大师”的具体问题意识是什么,其思想的土壤到底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那个土壤和我今天所处的世界有何异同,那么我为什么要去读呢?仅仅因为它们被放在了书店的名著栏上?当然我如果一定要绞尽脑汁去体会这些经典的深意,肯定也能若有所悟,但你要绞尽脑汁去思考任何东西,它都会有深意。电影The Matrix里,先知使劲盯着一把勺子,都能看出宇宙的秘密。
这个转变还基于另外一个认识:大多哲学和社科经典都写作于“实证”几乎不可能的时代,比如,在二战之前,基本上不存在大规模的民意调查、完整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数据、科学上严谨的统计技术等等,所以大多数经典的写作方式只能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推断到推断,从灵感到灵感。这种写作方式往往能创造出很多很漂亮很有启发性的理论框架,但是很难校验这些理论的有效性,又因为不能校验它的有效性,即,没有“证伪”它的可能性,知识很难有效积累。比如,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会不断趋于贫困化,这是一个经验判断,很容易通过数据来检验。比如,托克维尔说丰富的民间社团有利于民主的健康发展,这在当代政治研究中也完全可以通过经验素材来校验(事实上就有学者的经验研究表明,社团是或不是有利于民主取决于社团的性质)。同样,新教是不是像韦伯所说的那样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可以从经验研究中找答案。
所以我的读书历程,基本上是一个不断从“经典”堕落为“经验”、从“意识形态”下降为“实证论证”的历程。不是说我对经典失去了好奇心或者停止了阅读经典——事实上我在阅读过程中还时不时地重返经典并从中受益,而是我希望引导我去读经典的,是问题意识的箭头在不断指引,而不是餐桌上的虚荣心。
自从我的阅读品味大幅度“堕落”之后,我发现阅读对我来说变成了一件快乐无比的事情。以前我是在使劲拉着一辆马车试图走出泥沼,而现在则是儿童辨识动植物的大自然之旅。如果我很关心“资产阶级民主是不是虚伪的”这个问题,以前我可能会去读马克思、读卢梭、读施密特,现在我则会去读有关议员投票记录和民意测验对比的研究、政治竞选捐款的来源比例研究、投票率和社会阶层关系的研究、议题媒体曝光度和总统的态度韧性等等书、文章或甚至新闻报道。这些研究也许讨论的都是“小”问题,但是它们往往用一种有理有据、严格论证的方式来抵达那些“小”结论,这种虽微观但严密的论证方式,在我看来,比虽宏大但浮空的判断要有力量的多。
所以我现在读书并不指望醍醐灌顶,更不觉得书架上会有什么“神明”,仅仅希望每一本书能推进一小点知识或者带来一个小启发。正如政治上不存在什么“救世主”,智识上也不存在什么“救世主”。真正的好书,都向证伪敞开,而不是给你一个一劳永逸的启示让你枕着它睡大觉。在思考自己要读什么书之前,最好问问自己,我关心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因为只有真诚的问题意识才能引向真诚的阅读——阅读如此美好,任何虚荣心的杂质都是对它的玷污。
快乐的可能
他们竟然也是这样过来的。这是我看了电影《白丝带》之后最强烈的感受。
我是说,他们的文化也曾如此压抑、如此阴暗、如此令人窒息。他们,德国人,传说中有着相当自由传统的西方。这个电影简直是《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孔雀》,是《青红》。重要的不是情节,是氛围,是一口无限幽深的暗井里快乐的不可能性。
你能想象那样一个世界吗?一个初生的婴儿,无比娇嫩,无比纯洁,但是从他降生第一天起,你就知道他此生是不可能快乐的,他所降临的那个世界是不可能给他快乐的,事实上它所降临的世界是与快乐为敌的。如此与快乐为敌,它举着一只苍蝇拍,四处虎视眈眈地寻找快乐,一旦发现,就将它们一拍子打死。
在《白丝带》里,牧师就是这样手举苍蝇拍的人:他的孩子们在外面玩得回家晚了,一顿暴打;儿子马丁手淫被他发现了,从此睡觉要把他的双手绑在床架上;孩子们课间休息时打打闹闹,被他一顿呵斥……出于对孩子们以及对上帝的热爱,他在孩子们的内心世界里精心养育着一头叫做罪恶感的猛兽,以至于有一天,马丁冒险穿越一条高空独木桥,在被质问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时,他说:“我想给上帝一次杀死我的机会”。
真的,在1913年的这个德国村庄,谁是快乐的呢?农夫一家生活在贫困线上,被庄园主解雇之后,他上吊死去;管家战战兢兢活在庄园主的庇护之下,可以为主人儿子口哨的丢失而毒打自己的儿子;接生婆为了讨医生的欢心而做牛做马,但是医生对她说:你让我感到恶心;孩子们生活在大人任意打骂中,变成了村庄里秘密的“恐怖分子”。重要的不是痛苦,而是痛苦的必然性。每个人都在承受痛苦,然后将自己的痛苦在流水线中传递下去。村庄里的权力关系如此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几乎就像是一件科技产品,几乎就像是艺术。
关键是压迫者并不比被压迫者过得更好。庄园主不断遭遇“阶级复仇”行动:孩子被打、房子被烧;欺辱妻子、情人和女儿的医生被陷害摔伤;牧师对儿女的“爱”并没有换来感恩,相反,他的宠物鸟被自己的女儿用剪刀戳死。作为秩序的维护者,这些村庄里的“当权者”要给权力机器上润滑油以免它生锈,给它站岗以免它被盗,给它交租金以免它被收走……他们的痛苦与他们所压迫的人的痛苦,具有几何上的对称性。
令人惊恐的是,放眼向人类历史望去,与快乐为敌的历史几乎是我们全部的历史。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大多数时候“祖祖辈辈”都在告诉孩子:不许贪玩、不许手淫、不许大声喧哗、不许这么想、不许那么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噩梦。就是说,历史上有那么多、那么多娇嫩、纯洁的婴儿,他们一批一批地降临到人世,一批一批地穿过权力机器的流水线,进去的是生命,出来的是……他们再也没有出来过。
除了自由,我想不出通向快乐的任何道路。
尽管有文化相对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传统文明爱好者……对现代化深恶痛绝,我想我之所以愿意做一个福山那样的、不那么酷的、不那么政治正确的、“现代化”拥护者,是因为我向往一个快乐的世界,而除了自由——哪怕放弃自由的自由,我想不出通向快乐的任何道路。
导演赫内克在一个访谈中说,他想通过这个电影表现“一切形式恐怖主义的后果”。我想他的意思是,一切权力关系的本质都是“恐怖主义”: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宗教的教条主义,性别上的压迫……而这些“恐怖主义”的后果,在那个村庄里,就是那些孩子的“阴谋破坏”活动:当一个人追求快乐的权利被剥夺时,别人的痛苦就成了他的快乐。
但即使在这样一个村庄里,也还是有爱与诗意。影片有一幕最令人难忘:牧师的小儿子紧张兮兮地从怀里掏出一只受伤的鸟,小声问爸爸可不可以收养它,爸爸表示同意了之后,在这个几乎完全没有笑容的电影里,他眼睛一亮,闪现出一个惊喜的笑容。即使是如此冷冰冰的世界,也不能消灭快乐的细菌。我想人类是如此不善于快乐,简直不值得拯救,但对快乐的渴望,也让这个物种的愚蠢有了触底反弹的可能性。
如此优雅的平庸
不会就是这样吧。这是我看电影《影子写手》后半部分时,脑子里一直在盘旋的一句话。一个导演都叫什么什么斯基了应该是很厉害、厉害到不至于这么好莱坞这么偷懒这么乔治布鲁尼吧。但,我一直在等的那个情节转弯始终没有出现,导演波兰斯基在那个俗套故事里越走越远,直到他风衣飘飘的背影消失在好莱坞式的政治正确里,而观众也在被注射了一针道德兴奋剂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去。
“那个俗套故事”,指的是近年好莱坞层出不穷的“都怪CIA、都怪FBI、都怪跨国公司”的阴谋片。剧情一般都是这样的:无辜的人莫名死去,一个无关的人不小心成为调查者,重重疑云下他发现死者之死“不是那么简单”,一步步调查使他揭开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阴谋,而知情也使他陷入了被追杀的命运,最后他成功地将秘密公之于世——如此骇人听闻!原来是CIA的阴谋!FBI的阴谋!跨国公司的阴谋!到底是这三个中的哪一个不重要,反正它们都是一家。
要不我怎么哀叹“不会就是这样吧”。在《谍影重重》系列中,CIA就是个杀手机器训练营;在《不朽的园丁》中,议员和制药厂合起伙来残害非洲贫民;在《辛瑞娜》中,CIA和石油公司合谋刺杀中东王子……经受过这么多政治阴谋片的洗礼后,我以为,以波兰斯基先生拍文艺片的背景和他惊世骇俗的生平,对伊战这个题材,他可以拍得棋高一着,但他举起的棋子在空中停留了半天,最后还是落在了“中情局阴谋”这个俗套上。
《影子写手》几乎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电影:英国前首相朗已经下台,却由于在任时将英国卷入伊战和虐俘丑闻而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并被国际法庭起诉。这时他的传记写手麦克突然离奇自杀,新的影子写手来到朗家。原本该写手只想挣一笔“快钱”,却通过麦克的遗物发现了朗生平的种种疑点,他开始调查朗把英国推向伊战的真实起因,一场惊心动魄的侦查就此展开,最后他发现……他还能发现什么呢,和其他那些正义感过剩的导演一样,他发现了CIA这个倒霉蛋。
也是,如今不批判CIA批斗谁。批判宗教极端分子可能会受到他们的激烈抗议,批判恐怖分子小心人家带着自杀炸弹去你家拜访,批判专制政权中的独裁者当心人家外交部抗议,柿子还是要找软的捏,只有骂中情局政治上最安全——CIA总不能组织员工到导演家门口抗议吧。再说这个鼻青脸肿的CIA身上已经被踏上了一万只脚,再来第一万零一只又何妨。批斗CIA岂止安全,还华丽丽呢——观众们血管里时速500公里的正义荷尔蒙正在寻找出口,请给“打倒”这个动词一个宾语吧,一个简明扼要的宾语,一个喊起来嘎嘣脆的宾语,现在波兰斯基把这个宾语交给了观众,谢谢导演,打倒CIA,哦耶。
阴谋论的剧情放在《谍影重重》这样的电影里无可厚非,因为它本来就是以娱乐为目的的动作片,但放在《影子写手》里却令人失望,因为它选取的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因为波兰斯基似乎有比娱乐观众更大的雄心,因为它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平台,让一场关于伊战的严肃辩论真正展开。
阴谋论的吸引力一目了然:世界复杂到令人想尖叫,而阴谋论提供的答案简洁明了。它把世界从一道问答题简化成了一道是非判断题,从一个智识问题简化成了一个道义问题。一个国家卷入一场战争,必然有国家利益的、私人利益的、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的、政府的、民间的综合因素在推动,但是把“国家利益的、私人利益的、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的、政府的、民间的综合因素”作为“打倒”的宾语实在太长太绕,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振臂高呼的需要。于是,一件如此复杂的事情,在波兰斯基的镜头下,其缘起竟成了30年前一个女大学生不小心选了某个教授的一门课。
当然导演也不是完全没有从朗的角度讲故事。在被法庭起诉之后,花花公子朗终于有机会说:“这是一个奇怪的时代,为自由而战的人被惩罚,而恐怖分子被视为无辜的受害者。”后来在飞机上与影子写手辩论时,朗又得到一次机会反击指控,可惜波兰斯基对朗如此吝啬,给他的自辩时间似乎不到一分钟。飞机上那场戏,让我几乎以为电影要拐大弯了,要从一杯可乐拐成一杯伏特加了,可惜波兰斯基的手迟疑了一下,咕咚,将可乐一饮而尽下去。
不过斯基毕竟还是斯基,虽然情节令人失望,电影画面仍然很诗意。最后一幕中,汽车的急刹车声之后,朗的传记草稿一页一页在伦敦的街道上飞起,非常文艺,非常波兰斯基。不解风情的我,却几乎笑出声来:哇,露丝也太神奇了吧,30年来无怨无悔地效忠中情局,为它背叛国家,利用丈夫,献了青春献爱情,就差没从血泊中掏出七根火柴了。我想诗意它也不能拯救平庸吧,优雅的平庸也只是平庸,我想影子先生不是作家吗,家里怎么能没个订书机。